#姜太公釣魚釣了周文王

一天，周文王打算出去打獵，占卜的結果說：「出獵所獲不是龍也事是貘，不是虎也不是熊，而是能夠輔佐你成就霸業的人才。」於是周文王滿心歡喜地外出打獵。不經意間就來到了渭水之濱。姜子牙看見一個王者打扮的人向這邊走來。
他們見面如何？

【興周八百年百家宗師——姜太公】

姜尚（前1128-前1015），字子牙，呂氏，一名望，尊稱太公望，武王尊之號為「師尚父」，世稱「姜太公」。漢族（華夏族），「海曲城有東呂鄉東呂裏，太公望所出也。」（今山東省日照人）據說祖先在舜時為「四嶽」之一，曾幫助大禹治水立過功，被封在呂，姜為其族姓。姜子牙出世時，家境已經敗落了，所以姜子牙年輕的時候幹過宰牛賣肉的屠夫，也開過酒店賣過酒，聊補無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窮志不短，無論宰牛也好，還是做生意也好，始終勤奮刻苦地學習天文地理、軍事謀略，研究治國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為國家施展才華。雖然他滿腹經綸、才華出眾，但在商朝卻懷才不遇。他已年過六十，滿頭白髮，閱歷過人，仍在尋機施展才能與抱負。

　　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周文王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
　　
　　姜子牙的祖先幫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呂這個地方，所以他又叫呂尚或呂望。
　　
　　姜子牙是個有雄才大略的人，他胸懷濟世之志，想施展自己的抱負，可是一直懷才不遇，大半生在窮困潦倒中度過。他曾經在朝歌宰過牛，又在孟津賣過麵，歲月蹉跎，轉眼已到了垂生暮年，兩鬢白髮蒼蒼，他聽說當朝賢主周文王的聖名後，便來到渭水河畔，假借垂釣之名來觀望時局，希望能得到周文王的常識，使自己的才華得以施展。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了，他的頭髮由花白變成了全白。他在渭水河邊釣魚也很久了，在他投竿拋餌、兩膝跪踞的石頭上，已磨出了兩個淺淺的小坑。人們見他一直垂釣，卻毫無收穫，都勸他放棄，他卻說：「你們不懂其中的奧妙！」依舊垂釣。
　　
　　一天，他正在河邊垂釣，從身後的大路上來了一輛馬車，車後面跟着的人都垂喪着臉，其中有的人還哭哭涕涕，就連趕車的人也哭喪着臉。於是他問明原因後方知車中躺着的人是這家的大公子，出門拜師求學，突然間昏迷不醒，找了幾個郎中都說是不治之症，讓趕緊回家準備後事，不然就要死在外面。姜子牙用手撩起車簾看了一會兒說：「諸位不必悲傷，儘管放心，此人三日內必好。」沒有人能夠相信一個窮困潦倒閑急無聊的釣魚的窮老頭說的話是真的。
　　
　　幾天後，姜子牙正在釣魚，從城中出來一夥人馬直奔他而來，到了他釣魚的地方，從車裏走出一個英俊青年對着姜子牙叩頭就拜，嘴裏不停說着救命恩人，一定要拜姜子牙為師。原來這個青年就是前幾天躺在車裏的那人，家父是當朝重臣，輔佐周文王治理國家。此時他要把姜子牙請回家中給他當老師，因為他現在恰好正在尋訪高師。並許以重金，還想認姜子牙為義父。都被姜子牙婉言謝絕。
　　
　　又有一天姜子牙正在釣魚，從大路上過來兩個人，每人牽着一匹高頭大馬，武將打扮，正值中午，馬要飲水，人要洗臉。姜子牙看了一眼其中一個的面相，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說：「老朽看你印堂發黑，有赤脈貫瞳，如果現在回去馬上救治還來得及，不然的話，七日內必死。」哪想到這兩人衝着姜子牙哈哈大笑了一陣，說姜子牙是瘋老頭，說完後毫不在意的揚長而去。

原來這兩人是周文王屬下負責守城的副將，其中一個人第五天突然暴病而亡。（用現代面相術語說，赤脈貫瞳是人的眼球突然出現大量血絲，說話時語言略有顛倒和遲鈍，行走時步伐不穩，視力有雙影出現。這是患腦溢血的前兆。其人暴病而亡，很可能是患腦溢血而死）
　　
　　「渭水河邊有個釣魚的窮老頭能斷人生死，百發百中。」這件事一時在城裏一個傳兩，倆個傳仨的傳了出去。姜子牙的名聲大躁。從百姓傳到了朝廷，同時也傳到了周文王的耳朵裏。「一個釣魚算卦的窮老頭，對國家能有什麼用呢？」所以周文王並沒有放在心上。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一年年地過着，姜子牙還是天天在渭水河邊釣魚。
　　
　　一天，周文王打算出去打獵，占卜的結果說：「出獵所獲不是龍也事是貘，不是虎也不是熊，而是能夠輔佐你成就霸業的人才。」周文王又回想起夢中先人說過的話「聖人出現之日，就是周拯興之時」，於是滿心歡喜地外出打獵。不經意間就來到了渭水之濱。
　　
　　幽靜的林間傳來了陣陣馬的嘶鳴，喧嘩的人聲也由遠而近。姜子牙看見一個王者打扮的人向這邊走來。
　　
　　文王見這位垂釣老者一副超然物外的神情，便上前與他交談起來。姜子牙不失時機地告訴文王自己的身世，兩人談得非常投機。讓周文王驚訝的是，一個天天以釣魚為樂的窮老頭，對天下大事以及國家的武攻文治知道得這樣清楚，知識又是如此的淵博，而且觀點新穎見解獨到。他還發現這個釣魚的窮老頭對五行數術及用兵之法有很深的造詣。
　　
　　求賢若渴的周文王從姜子牙睿智、機敏的談吐中發現，此人正是自己所要尋訪的大賢。他高興地感歎：「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於你啦！」於是周文王用最隆重的禮節款待他，並把他讓上自己坐的馬車，可是這個窮老頭還真不識抬舉，看到周文王這麼尊重他他反到擺起譜來。周文王坐的馬車他不但不上，還非得讓周文王親自背着他回城。當時，天下沒有第二個人能坐上周文王的車，讓他坐在車裏文王親自為他趕車還不行，這已經是天下最重的禮遇了，除姜子牙外天下還沒有第二個人能遇到這樣的禮遇。這可難為了周文王：不背吧，國家朝廷求賢若渴，正是用人才的時候，不能失去這們難得的人才。背吧，面子又不好看，自古以來哪有國君背臣民的？為了國家興旺就不要考慮個人面子了，想到這，周文王真的背起來姜子牙向城中走去。
　　
　　走了一小段的路程後，把周文王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噓噓，趴在周文王背上面的姜子牙似乎一點也不知體諒別人，看到把文王累成這樣，嘴裏卻總是說：「再多走幾步……」周文王實在走不動了，就把姜子牙放了下來。周文王這時累得也顧不上國君的面子了，坐在地上滿臉流汗，姜子牙看着累得汗流滿面的周文王，笑着對他說：「你一共背我走了294步，我要保你大周江山294年，一步一年呀！」說完他又哈哈大笑起來。文王聽姜子牙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頭，也不感覺累了，一骨碌就爬起來拽過姜子牙還要背，這時姜子牙笑着說：「再背就不靈了，就294年吧，我們坐車回城。」
　　
　　後來，姜子牙又輔佐文王之子武王滅了商紂王，武王也尊他為軍師和先生。
　　
　　東周從西元前的770年直到諸候割據的春秋時代末期的西元前476年，恰好剛剛是294年，正應了當年周文王背姜子牙的294步。從此以後中國歷史就進入了群雄並起的戰國時代，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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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 #中國歷史 #姜太公 #姜子牙 #周文王

都是「紙上談兵」，為何韓信一路開掛，趙括馬謖卻活成了悲劇？

歷史春秋網

作者：張嶔

中國古代兩個「載入史冊」的「紙上談兵典型」，正是趙括與馬謖。

這二位，一位戰國時代的將門虎子，一位東漢三國時代的名門驕子，都是自幼熟讀兵書。別看沒怎麼帶兵打個仗，卻是出口就成章，動輒就是高論金句，「賢才」的好形象閃閃發光，可一旦執掌重兵，所有一切就都毀個干淨。一個在長平生生毀掉趙國四十萬精銳，一個在街亭送大禮，活活斷送了諸葛亮的「北伐夢」。「紙上談兵」的人生悲劇，也被各類正史野史大書特書，成語歇後語都「貢獻」了一堆，出名的反面教材。

但比起這二位「反面教材」來，貴為「兵仙」的韓信，卻也常惹來一些「歷史票友」們的「不服」聲：趙括馬謖「紙上談兵」不假，可你韓信在劉邦軍團裡「登壇拜將」前，不也是從沒獨立帶過兵？不也是靠了「紙上談兵」獲得蕭何的賞識，這才一飛沖天的？可為什麼趙括馬謖接下來見光死，韓信卻能一路開掛，親手打下西漢王朝的開國江山？難道這事，真是只能看命？

乍一看去，成功的韓信與失敗的趙括馬謖，都是紙上談兵，但事實是，哪怕人生可以如打游戲般「存檔重來」，再給趙括馬謖十次百次機會，韓信的成功，他們也照樣連邊兒都摸不著。論原因，這既不是「才華」的事兒，更不能怨命。因為，別看都是「紙上談兵」，但韓信的成長歷程，卻更接地氣。

趙括與馬謖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家境優越。一個是趙國戰神家的少爺，一個是襄陽馬家的貴公子。他們滿腹的兵法韜略，都是靠著優越的家室，每天在養尊處優裡讀出來的。由於接觸的圈子非富即貴，肚子裡也真有貨，所以經常比人看得高看得遠。但這樣的成長過程，做個參謀動嘴皮子，那還算富裕，真刀真槍去幹仗？那還遠遠不夠。

因為戰爭，這樣一個無比殘酷的考驗，首先的成敗要素，不是看得多遠，而是紮紮實實解決眼前的事兒：一場仗兵馬多少，糧草多少，士氣怎樣？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內部矛盾錯綜復雜，作為軍事主將，每天是否能解決一團亂麻的問題？樁樁件件，都不是讀幾本書，懂幾句教條就能解決的。別說碰上「長平之戰」「街亭之戰」這樣的大戰，就是日常生搬硬套，出亂子也是板上釘釘。

做旁觀者，大可高談闊論，但作為執行者，眼光再遠，卻要從眼前的事兒做起。知易行難的道理，放軍事上就是實實在在。

而韓信，這條恰是大不同：作為一個窮出身的青年，別看韓信二十五歲不到就「登壇拜將」，但這之前的日子，卻是各種酸甜苦辣盡嘗：早年在鄉間苦學武藝兵法，卻也落得沒了飯轍，後來趁著天下大亂去投軍，先在項梁處做大頭兵，又在項羽身邊做郎中，然後又跑去投劉邦，當了個治粟都尉。除了沖鋒陷陣，就是站崗放哨管錢糧，做的都是苦活累活，偏偏還滿懷一個將軍夢。白眼歧視自然也不少受，「鑽人褲襠」的事兒，放在他這段人生裡，其實不算是個事兒。

但也恰恰是這樣一段特殊的經歷，讓一直在思考戰爭的韓信，徹底懂得了戰爭。比起站在別處通過「讀兵書」瞭解戰爭的趙括馬謖來，韓信身處戰場的最底層，更親身經歷了「項梁敗亡」「項羽破釜沉舟」「鴻門宴」等震撼大事，既看過了屍山血海，又多次死裡逃生。可以說，趙括馬謖的兵法韜略，是在養尊處優裡讀出來的，韓信的每一個軍事信條，卻都是以一次次血的教訓，經歷生死考驗後領悟的。

這其中的含金量，當然大不同。趙括馬謖們的「謀略」，好些都是「拍腦袋」。韓信的每一次抉擇，都是在深接地氣後，找到的最靠譜的路。其中的執行力，自然大不同。

尤其說明韓信「接地氣」水平的，更有「蕭何舉薦韓信」的典故。好些歷史票友都認為，韓信是通過對蕭何的高談闊論，順利獲得了賞識與舉薦。但想想蕭何的身份就明白，秦朝老吏出身的蕭何，一直做的就是兵馬錢糧之類的苦活，最討厭的就是誇誇其談。倘若韓信只是「高談闊論」？恐怕分分鐘就要被拉出去打板子。他首先能夠打動蕭何的，必然是他在「治粟都尉」等崗位上，實實在在的成績。

更重要的是，也正因這接地氣的過程，「懂得戰爭」的韓信，才到達了「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的境界：無論手裡是個把人還是百萬人，他都能清楚知道，這個龐大的戰爭機器如何運轉，再一團亂麻的問題，他都能夠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多麼魚龍混雜的隊伍，他更能迅速捏合成鐵拳，形成犀利戰鬥力。

特別是在楚漢戰爭的決戰階段，擔負側翼出擊任務的韓信，麾下的部隊常被「領導」劉邦調來調去，他經歷的好些惡戰，手裡頭都只能用些新兵蛋子。比如著名的井陘口之戰，面對趙國絕對優勢絕對地利的大軍，韓信手裡的三萬軍隊，竟連基本的軍事訓練都沒做過。可就是在這樣的絕路下，這群「新兵蛋子」卻在韓信的指揮下，沒有嘩變沒有潰散，反而爆發強大戰力，上演「背水一戰」的奇跡。

後人多看到「背水一戰」的操作裡，韓信神奇的謀略，但是，若沒有這「接地氣帶兵」形成的強大凝聚力，謀略再好，這三萬人也要埋進水裡。

此情此景，比起「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的趙括，或是「居高臨下」扎營後，就遇到士兵嘩變的馬謖，必須說，這就是帶兵境界上的差距。

補充說一句，「接地氣」這事兒，也和窮富無關。不止韓信這樣的「窮孩子」可以接地氣，哪怕「富貴」如西漢霍去病，自幼錦衣玉食，還常被吐槽「不懂士兵疾苦」。可每次硬仗惡仗，他多次帶兵長途奔襲，一路殘酷考驗，部隊卻從來不亂，總如鋼刀一般砍翻敵人。沒有「接地氣」的磨練，沒有「多多益善」的帶兵境界，根本做不到。

也同樣是因為這差距，所以不管面對怎樣的惡戰，「接地氣」的韓信都不會「拍腦袋」，而是實實在在解決問題：比如濰水戰役，面對數倍於自己的齊楚聯軍，韓信並不生拼硬打，而是虛虛實實，把對手引進自己預設的戰場，一開閘全淹進水裡。這全程操作，看似是對手太蠢，但每一步，都把天時地利用到極致，紮紮實實的謀而後動。

如此傑作，比起長平戰場上，簡單粗暴推翻原有戰略，然後一頭扎進秦軍包圍圈的趙括，以及擅自更改戰略，迷信書本上「居高臨下」的馬謖，又不知高出了多少。

以這個意義說，古代有多少奮斗者，滿懷著「韓信夢」，卻悲劇地活成了趙括馬謖。因為書容易讀，事情卻從來不容易做。無論是殘酷沙場，還是任何行業的「戰場」，決定勝敗的，從來都不是「天賦」「高論」，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真諦：接住地氣，扎實做事。

參考資料：《史記》《漢書》《三國志》、李鐘琴《奇正軍神》、李興斌《論韓信的用兵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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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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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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