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曹長青：中共殺人記錄——不能忘記，不能饒恕！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周年日。在共產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中共仍壟斷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中共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資料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據（在中共建黨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據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據：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據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據比上述中共官方數據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據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中共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據。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美中最近感情不太好，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擦槍走火，上個禮拜，兩國外交戰火差點又被一張照片點燃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上傳一張寵物犬梅沙(Mercer)的照片，地上還擺著牠最愛的玩具，但正中間這隻…扼…好像有點尷尬，「小熊維尼」近年被網友當成對岸領導人的惡搞化身，大家應該都不陌生，蓬佩奧恐怕也不會不知道，這張曬狗照就引發聯想了，難道是在暗指「咬殺維尼」嗎？怎麼不找個跳跳虎、米老鼠、不然凱莉的妹妹凱蒂貓都好啊？但偏偏是小熊維尼，這真的沒有故意嗎?還好那個梅沙看起來慈眉善目，年幼無知的樣子，要是換這隻來就更不得了。

而就在這張照片引發政治解讀的同時，美國又傳出，川普政府打算禁止所有中國共產黨員入境美國，再為美中關係投下震撼彈。美國聯邦法律「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裡面規定，如果美國總統覺得哪些外國人入境後，可能危害美國利益，就可以宣布禁止他們入境，禁多久也由總統自行裁量。川普2017年就曾經援引這條法律，對七個穆斯林國家發布旅遊禁令，雖然鬧上最高法院，但最後是被裁定合法喔～所以川普現在打算如法炮製，這次把目標換成中國共產黨員以及他們的家屬，已經在美國境內的人，取消簽證、驅逐出境！

《紐約時報》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說，這紙禁令還在草擬階段，根據中國官方數據，中國共產黨員約有9200萬人，但美方估計，如果把家屬計算在內，禁令可能影響2.7億人。如此廣泛的禁令將是自2018年兩國貿易戰開始以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最具挑釁性的行動！

中國全部人口突破14億，2.7億是20%的人口，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而且人家臉上不會寫著「我是中共黨員」啊，美國政府要怎麼確認？真的要執行起來難度很高吧？

況且「入黨」可以說是中國人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一部分，想要升官升學發大財，入黨者得優勢，但並不代表一定支持官方的意識形態呀；對川普這個舉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嗆聲說：如果報導屬實，只能讓人感到美國的「可悲」，但民間態度就不太一樣了。
不少中國網友表示，他支持!因為他們不爽高官捲款赴美安享晚年，還拜託川普「認真處理」，幫中國老百姓抓貪官。但專家認為，禁令一旦上路，勢必會引發中方報復，同樣拒絕美國公民入境中國，讓美中關係雪上加霜。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從跨海叫罵升級到相互制裁階段。這場新冷戰開打，美國真的挺得住嗎？還是一個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所以美中真的會走向這條路嗎?

雖然「去中國化」已經成為川普競選連任的主打歌，但專家普遍認為，美國和中國翻臉百害無一利，還恐怕出現嚴重「戒斷症」。我們舉幾個例子，先拿禁中共黨員入境這件事來說，將直接衝擊到旅遊消費和房地產板塊。

在疫情爆發前，赴美外國旅客人數，中國排名第五，2019年共有280萬人次，雖然人數不是最多，但中國遊客卻是最會買的，他們停留期間平均會消費6700美元（約20萬台幣），比其他國際遊客多了50%，許多高檔精品店根本是靠中國遊客的荷包吃飯的。

另一份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5年，中國在美國的旅遊支出增長了8倍，2015年中國遊客為美國經濟貢獻了270億美元；而許多中國高官雖然嘴巴上反美，但都私下在美國置產，拚命把小孩往美國送，根據全美不動產協會（NAR）的數據， 2018年中國人購買的美國房地產，總價值高達320億美元，其中10%是買給留學子女住，比例超過任何國際買家。
出口上，美國農業部門十分仰賴中國市場。根據統計，美國的三大出口國，冠亞軍是鄰居加拿大（18%）和墨西哥（16%），第三名就是中國，2019年出口額佔了6.6%，也是增長最快的市場。先前的美中貿易戰，就導致原本應該銷往中國的大批美國農產品賣不出去，2019年家庭農場破產案例比前一年增加近20%。

就算美國人能撂下狠話，說你中國人的錢我不賺了，問題還沒有解決。中國是世界工廠是叫假的?現在美國吃的穿的用的，連保險套都是Made In China。最傷感情的就是，川普天天在那邊Chinese virus，Chinese virus罵中國是病毒發源地，但美國還是跟中國買了一大堆醫療器材。從4月起陸續空運到美國，光是第一架就載了80噸，舉凡口罩，防護衣，手套，溫度計，呼吸器，測試劑全都要跟中國買，連挖鼻子做採樣的棉花棒，這麼基本的東西都要跟中國買。

但是中國的產品良率有問題啊，N95不是N95，只有N而已，no good。你當他不知道嗎?都知道，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芬蘭，加拿大，都抱怨過了，美國怎麼會不知道?但不買行嗎? 你美國企業為了省錢，把所有的工廠搬過去一二十年了，美國國內自己根本都不產了。美國現在給COVID-19教訓了一頓，知道不能這樣搞，兩黨有共識，這些要救命的器材不能仰賴別人，要自己做。現在美國死了十幾萬人，確診病例快四百萬，夠急了吧?連這麼急的產業，據估計美國製造業能趕上進度，都要好幾年的時間，所以那些比較不急的，沒有一下子不會死的，像汽車，你覺得要花多少年製造業會搬回美國?

根據《日經中文網》的研究，中國的製造業生產每減少100億美元，對美國的直接和間接衝擊就高達650億美元，川普想要擺脫對中國的依賴，恐怕經歷多年陣痛期。而且中國其實是美國的海外金主爸爸喔，目前中國持有1.08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僅次於日本（1.26兆美元）（第三名英國3935億美元），為美國預算赤字提供了大筆資金。

這波疫情讓美國經濟面臨「大蕭條等級」的經濟危機，目前經濟學家們分成兩派，一派認為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應該放棄貿易戰，想盡辦法挽救當前經濟，美中貿易戰只會兩敗俱傷；而另一派經濟學家則認為，美國應該繼續升級貿易戰，一方面向中國索討更多利益，同時也能報復中國的防疫不利，但其實兩派殊途同歸，都不能否認在疫情後，美國經濟對中國的需求勢必增加，不過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逼近，出於政治利益，預料美國將繼續攻擊中國，讓貿易戰持續升級。如果川普連任成功，「去中國化」可能成為第二任施政重點，就算民主黨拜登當選，在美國反中情緒高漲的氣氛下，也不至於貿然向中國靠攏，因此無論民主黨、共和黨誰執政，未來幾年內，美國很可能會在中國問題上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美中攜手發展經濟，已經20多年，短時間內想要無痛脫鉤，專家學者們都打了大問號。蓬佩奧坦言，美中經濟一體化程度高，中國外長王毅也說，美中關係發展至今已經很難「不顧實際強行脫鉤」。雖然美中不至於真的實質上開戰，但你認為這場貿易版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可能避免嗎？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美禁中共黨員
#脫鉤美恐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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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潯張靜江故居又名尊德堂，是中國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在家鄉中國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東大街的出生地和故居，由其父南潯巨富張寶善建於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共三進，均為五開間，現正廳尊德堂為復原陳列，二廳、三廳用於展示張靜江生平。1990年代南潯鎮政府轉請寓居台灣的陳立夫題寫了大門外側門額。尊德堂與一般江南大宅院格局類似，而以眾多的名人題字著稱。大門、二門內側的磚雕門額上分別為周夢坡題寫的「世守西銘」和「有容乃大」，正廳上懸掛有張謇題寫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中堂畫系謝公展所繪，兩側是孫中山題寫的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前抱柱聯為譚延闓題寫的「立德踐行當四科之首，懿文碩學為百氏之宗」，後抱柱聯為翁同龢題寫的「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二廳、三廳陳列著張靜江手書贈給陳立夫的兩副對聯：「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樹好頻移榻，謝傅已登山」。
浦東新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的一個副省級市轄區，範圍包括黃浦江以東到長江口之間的區域，西南面與奉賢區、閔行區接壤，西面與徐匯區、黃浦區、虹口區、楊浦區、寶山區等六區隔黃浦江相望，東北面與崇明區隔長江相望。全區面積1429.67平方公里，2012年常住人口518.72萬人，是上海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1990年4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出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並於1992年10月11日批准以川沙縣為主體設立浦東新區，並在浦東進行了一系列大型開發建設項目。2005年，上海浦東新區獲批成為中國首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09年5月，南匯區併入浦東新區，使得浦東新區成為上海市第二大的行政區。當前，浦東新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副省級區和國家級新區，也是中國大陸經濟產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場區設在浦東，更推動了周邊地區的跨越式發展。而經過20多年的發展，浦東新區的經濟和文化地位都得到了大幅的提高，並擔當起了推動上海經濟、文化轉型的重任。另一方面從2007年至2012年，國家的政策中心放到了天津。上海經濟發展速度逐漸減緩，經濟成長從兩位數一直跌至全國倒數第一，且許多發展優勢也趨於減弱，與此同時浦東的改革發展也受到不利影響，經濟雖仍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但較以前有所放慢，多項經濟指標也被另一個國家級新區——天津濱海新區超過。

仲去揾女色係自私 夜場唔停業無意識（D100 西城故事 主持：沈西城 李立航）

現在香港市面，有些行業堅持開業，或者波及到他人健康，不如忍忍自己的慾望，保障自己及他人安全，香港之外，鄰近的東京也面對大難題。不穩定局面拖得愈久，對經濟及管治愈不利，面對無能的管治者，不免懷緬前人的手腕。不過人心不穩之下，總有些善長仁翁慷慨捐贈，患難之下，大家分辨到誰人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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