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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必須有錢有愛有意義》書摘
▋轉換經驗，讓自己成為一個「有利用價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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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一定要有碩士學位、要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才可能在某個領域找到工作賺到錢，其實，身為現代人的我們非常幸運，因為這在你爺爺奶奶或爸媽的年代，學經歷也許是一個事實，但在現代卻不一定如此，重點依然是你提供了什麼「對他人有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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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他人有利」不一定是實際物質上的利益權衡，如同前幾章節所講述的，找到能幫其他人省時、省錢、省力的項目，你也可以開始販售你的「價值」，這些價值也能在你一邊磨練專業時一邊提供給有需要的人，我們將它分成以下四種角色，分別是：彙整者、紀錄者、分析者、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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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彙整者
彙整者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整理內容」的人，在這個資訊量龐大的數位時代，我們其實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去尋找那個自己真正在找的資訊。這因為如此，彙整者的功效才會如此重要，如果有人能幫你把這些零碎的資料做整理、分類、排序，那他就達到了「價值的提供」，他所提供的價值，就是幫你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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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紀錄者
第二種沒有技能的起步方式就是當一位紀錄者，紀錄者的價值所在，就是你付出了時間和心神去體驗一件他人也想要體驗的事物，並且將你的體驗記錄下來，給予客觀的結論，使其他人看了你的結論之後得到了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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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分析者
對現代人來說，資訊其實並不值錢，整理好的資訊才值錢，因此我們有了彙整者、有了紀錄者。然而很多情況下，整理好的資訊可能還不夠有價值，如果沒有獨特的見解或更深入的分析，那光是資訊，可能也無法為你所用。因此第三類型的操作方式，就是去當一個分析者，例如說你想在網路上購買相機，你可能就會去看一些部落客做好的比較圖，你可能也會閱讀某個對相機有研究的品牌所分析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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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傳播者
在現代，資訊的落差其實就是競爭力的落差，以中國為例，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在2021年流行的東西，可能要2022年之後才會在二線、三線城市中普及，許多資訊因為語言、地理、政治、人文因素而無法快速傳播，這時候，傳播者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一盞探照燈，在其他人尚未取得這些資訊、資源之前，搶先取得消息，再傳播給有需要的人，其中，新聞媒體業就是個非常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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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四種「沒有技能的專業打造法」，我相信它沒有絕對的先後順序，全是依照你個人的興趣、偏好來執行。只要你知道你的客戶在找的到底是什麼，你就能發現「#提供他所要的價值」不是難事... ↓ ↓

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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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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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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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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