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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聲助在土耳其蓋難民中心的裘振宇:「我這樣相信著,如果此刻我們能給世上某個地方正在飽受貧困,正在遭受戰火的摧殘,生命危機正在掙扎(的民族), 給他們一點資源、一點光芒,給他們一點光和熱的話,台灣在未來一定會被尊重,在世界的政治版圖上他會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我們都是難民/裘振宇》
一名敘利亞婦人說,她和家人在天色未光之時離開家園,一出門即被屍體絆倒,那是昨夜命喪於圍城屠殺的少年。另一名婦人說,一家人本在大馬士革安居,戰亂使人流離失所,某日,炸彈在臨時住處門口炸開,女兒被炸斷一條腿,小城封城了,沒藥物、沒食物,她只得帶女兒鑽下水道逃亡,在惡臭泥濘和汙水中匍匐前進,往盡頭的光亮爬去。
又有一名婦人說,她逃往土耳其敘利亞邊界,見邊界告示牌寫「歡迎來到土耳其」,她說,那是她人生最快樂的一天,理由只因她還活著;但那同時也是人生最悲傷的一天,因為踏過了邊界,家鄉、親人和敘利亞的回憶,將徹底被她拋棄了。
戰亂之地 創建台灣中心
42歲的裘振宇掀開筆電,為我們播放他錄製的敘利亞難民訪談影片。3年前,我們訪問過他一次,其時,他是土耳其安卡拉畢爾肯特大學(Bilkent University)建築系助理教授,在土耳其、敘利亞邊境小鎮雷伊漢勒(Reyhanlı)蓋難民中心,造價粗估一百萬美元,但他手邊只有台灣外交部贊助的40萬美元,他回台找錢、找建材,未料一毛錢、一塊磚全沒著落。3年後,竟也讓他在這無邦交的戰亂之地蓋出房子,建築以「台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簡稱台灣中心)名之。他被小鎮市長延攬,從建築師變成該中心營運長,招攬50餘個NGO(非政府組織)進駐,負責該中心的管理和使用,同時輔導敘利亞婦女就業,此次返台便是為販賣難民編織的圍巾。
2010年底,突尼西亞人爆發反政府運動,推翻獨裁政權,隨之在中東國家相繼掀起革命浪潮「阿拉伯之春」,大勢所趨,敘利亞人走上街頭,釀武裝衝突,美、俄、土耳其、伊朗等多國勢力介入,內戰至今仍未停歇,奪走逾40萬條人命,同時也有560萬敘利亞人逃到國外,土耳其收容難民最多,多達370萬,7成是婦女和兒童。我們坐在台北咖啡館,裘振宇語速彷彿調快1.5倍,企圖在最短的時間,為我們補充最多的資訊。他的口氣哀戚而氣憤,說到一半,他又得中斷訪問,電腦連線到德國,為他今年夏天在慕尼黑策劃的台灣建築展進行視訊會議,他將難民婦女編織的狗狗圍巾披在肩上,聲音歡快,充滿正能量,越洋視訊會議結束了,跳回難民議題,他又是一臉哀戚,情緒起起伏伏,未免太大了。
感同身受 也給別人平等
問他何以台灣人要關注敘利亞難民議題?坐在對桌的裘振宇身體前傾,頓了一秒,惡狠狠地瞪視著我,抬高音量,彷彿我問了什麼笨問題而氣憤,「台灣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啊!我們某種程度是難民島,但如果台灣可以讓這些人(敘利亞難民)變得更平等,不也是一種台灣價值?我們祈求國際社會能正視台灣,跟世界要求一點點平等,但希望別人給我們平等之前,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給別人平等?讓更多在下面的人更有生活的資格?」
建築師關注難民的理由很大,大到與國仇家恨有關,但關注難民的理由也很小,小到只是個人心結。他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服完兵役,24歲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建築碩士,其後,他在澳洲墨爾本取得博士學位、在芬蘭博士後研究;他說在國際各大學院流浪18年,亞洲人身分無異於次等公民,和同學爭取獎學金、工作機會,學院中那些不動聲色的排擠和打壓,讓他深刻體認人從來不是生而平等,「我在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是難民,幾年前,我媽把舊房子賣掉,買了一個房子,裡面只有3個房間,我媽、我妹的房間,還有一個客房。他們把舊房子的雜物全部丟掉,也沒聯絡我,從小到大的衣服、照片、畫畫比賽的獎狀,都被丟掉了。」
他去年11月初返台,至耶誕節當天我們訪問他,整整2個月是他近18年來待在台灣最久的一次,然而他為著台灣中心和來年的台灣建築展奔波,2個月尚未與母親見面。上次見到媽媽是什麼時候啊?「6年前。」他淡淡地回答,口氣沒有惋惜,沒有傷悲,「對我媽來說,我做的一切都是不務正業,我應該算是她很失敗的投資吧。」他說父親在他出國讀書前病逝,父母感情不睦,2人卻不離婚,寧願用一輩子怨恨彼此,父親死後,母親也不發喪,怨偶在婚姻互相折磨無異於內戰;他選擇離開,和逃難的敘利亞女人一樣,將親人和故鄉的回憶拋在腦後。
陰鬱少年 變身戲劇女王
裘振宇從小立志當建築師。父親原是遠洋漁船輪機長,後來開營造公司,出身外省菁英家庭,卻因父親工作關係,在萬里鄉下長大。小學課堂上,老師發問,他永遠是第一個舉手,因為他國語講得比其他同學好,課堂上他的優越感輾壓同學,下課輪到他被同學霸凌,不是書本被藏起來,就是在走廊上被推擠、挑釁。先是省籍,後來是自己的同志傾向,成長過程中,他覺得自己和整個世界總是格格不入,故而在圖畫紙上畫各式各樣的房子,他迷戀宮崎駿,看了不下50次的《天空之城》,幻想打造一座飛翔的城堡,要當自己的造物主。
他念中原大學建築系,於迎新舞會做扮裝皇后,在蒂娜.透娜歌聲中,陰鬱少年長出一個熱情的社交人格。他真的熱情,初次訪問,他提早5分鐘站在約定的咖啡館外頭翹首盼望,見著我們就是熱情的擁抱。「他(裘振宇)情感表達很直接,這樣的人很容易引起誤會,很多人會斜眼看他,但他也不會被成見框住,非常不屈不撓。」建築師黃聲遠是他中原大學的老師,說數年前裘振宇跑來找他,拉著他在陽台上著急地說台灣在國際建築界被忽略,快沒時間了,裘振宇眼底的焦慮和真切,他至今仍記得。
鍥而不捨 像是夢幻騎士
那樣的焦慮和真切,正是裘振宇在博士後研究之後,明明有大半年找不到工作,還堅持在歐洲辦台灣建築展的理由。他大學做表演藝術之家的設計案,認識當時的雲門總監林懷民,林懷民說他:「他像是個奇怪的夢幻騎士,很神經的,黃聲遠、謝英俊在國外辦展覽,都是他弄出來的,他挨家挨戶拜訪建築博物館館長,鍥而不捨地敲門,有人不見他,他就拿著紅酒和玫瑰花去人家家門口堵。這個案子(台灣中心)也是這樣,他像是60年代長大的小孩,相信公平與正義、相信愛與和平,他掏了自己很多錢去做這件事,這需要能夠在當地周旋,那邊有政治的較量,還要組織很多人去管理(台灣中心),這是很大的夢想。」
5年前,他構思把黃聲遠展覽辦在土耳其,去拜訪台灣土耳其駐外使館,大使給他看外交部在土國邊境蓋難民小學的設計圖,問他意見,他脫口而出就是設計好爛喔,結果公親變成事主,這差事便落在他身上。後來土國強迫性的種族融合政策,硬性規定敘利亞學童與土耳其學童一起上課,建物改了方向,變成難民中心,「我4年改了10個設計圖,機能不對,造價不對,工法不對,施工品質不對。初步的規劃光是打地基就要新台幣1,200萬元,等於預算就爆了,後來找到邊界蓋邊境圍牆的預鑄混凝土,裡面是鋼模,底座很大,又防爆,我買了300顆,一顆才500美元。」
我們在歌舞昇平的咖啡館談論遠方戰火,空氣中有咖啡香與輕音樂,他突然中斷談話,問我可否聽見旁邊低音音響的震動?邊界小鎮時不時轟炸,深夜裡,從住處陽台眺望,黑夜的盡頭火光起滅,砲聲隆隆作響,因為聽久習慣了,死亡變成日常;他說,後來他聽見低音音響的震動都會以為是遠方的轟炸。按原訂計畫,公民中心去年秋天竣工,眼看履歷又可添上一筆豐功偉業,可以銷假回學校,寫完那本欠了劍橋大學很久的學術論文,但他9月又受雷伊漢勒市政府的邀請,擔任公民中心營運長,集結一幫難民婦女編織圍巾,開發文創商品。
留下故事 才能改變世界
裘振宇在畢爾肯特大學任教,月薪4千美元,5年來攢近6萬美元,他拿出5萬美元投入商品開發,簡直要花光所有積蓄,「如果我不把自己弄到一無所有,這樣別人怎麼會相信我?」不單是敘利亞婦女,他也扶植土耳其婦女投入生產。他說雷伊漢勒本來就住著近10萬名土耳其居民,但十年間卻湧進12萬名敘利亞難民,邊境小鎮工作機會原本就少,多了一倍的外來人口用一半的價錢來搶工作,土耳其人就算再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也都用完了,「無論土耳其或敘利亞人,只要沒有工作,每一個人就有可能是難民。」
他將在台灣停留到2月初,偶爾和他的敘利亞助理瓦力視訊聯絡事情,瓦力總問他何時會回來,說如果他不快點回來,也許他們再也見不到面了…。他說,肺炎疫情在土耳其完全失控,說好要幫他們生產肥皂的工廠因為疫情全部停擺,他們所在的哈塔伊省(Hatay)每天有將近3萬人確診,民眾一旦有確診跡象,醫院只會叫你回家待著,因為醫療系統早已崩潰。裘振宇總擔心著瓦力每天還是忙進忙出,忙著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單靠臉上薄薄的口罩,是否真能保護得了他?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建築師死了留下房子,但先是內戰,而後是疫情威脅,即便在這亂世之中蓋了堅固的房子,也承諾不了永遠吧?「建築沒了,至少我還留下故事。台灣中心目前就生產2件事,工作機會和故事。我照顧很多人,很多人都有故事。只要這些故事藉由這些圍巾織品流傳下去,人心才會改變,人心改變了,世界才有好轉的可能。」咖啡館裡,他愈說愈悲憤,音量愈來愈大聲,見他脖子掛著無線耳機,轉移話題問他手機都聽什麼音樂,還聽蒂娜.透娜嗎?「每天這樣忙,哪有時間聽音樂!」
做人這樣戲劇化,快樂嗎?「我睡覺做各式各樣的惡夢,夢見沒趕上飛機,報告沒寫完…但只要沒有自殺,應該都是快樂的吧。」可若非這樣戲劇化和張狂,大概也蓋不出這樣的房子,成就不了這樣的志業。不免好奇張狂的建築師偏好什麼樣的居家空間?他說只要有4堵牆圍起來,可以擺床睡覺,容得下他買的很多書就好。但大概是這樣的回答太不專業,他連忙掏出手機,秀出他之前和男友在墨爾本住的房子,牆上的畫,客廳的地毯,簡潔而高雅,有北歐風。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無家可歸之人,但建築師在空間正中央擺著一張圓桌全然洩漏了自己的欲望:自比地球難民的人,還是期盼著和親人在圓桌上吃飯,一家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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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中國|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一本馬來文連環畫通俗讀物“Di mana bumi dipijak : Sejarah rakyat tanah Melayu”(1987),繪圖敘述馬來半島是一個季候風交匯的地方,其中一幅漫畫是說滿剌加的建國,中國使節到來(胖胖的模樣,相信畫的是鄭和),宣讀明朝皇帝詔書:「大明天朝賜福、庇護你們,但是你們要每年向我朝貢。」在旁的滿剌加子民思量著:這真是“pemerasan”,把鄭和下西洋,滿剌加與明朝建立的宗藩朝貢的不對等關係,視為是種剝削、勒索、敲詐的行為。
該書是一本強調馬來西亞人民自主性的本土歷史論述的通俗讀物,頗具批判性,但亦有其偏頗之處。讀史縱能「古為今用」,卻不應輕率地「以今度古」。讀史還是需要回到歷史情境。600年前的「馬中關係」,誠然是不對等的宗藩關係,那畢竟是歷史的格局。所謂「朝貢」,有著中華帝國統領天下的意識思維和規制。
在古代,漢民族常自稱「華夏」,稱四周異族為「東夷」、「西戎」、「南蠻」和「北狄」。這原是一種以中華思想為依據的傳統華夏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的淵源,來自古代以中原為中心,向四周不斷擴大的天下觀。
天下觀,取自於《詩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王土」、「王臣」觀念。早在周朝和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諸國間已有冊封、會盟、朝貢、從征、奉正朔等「國際事務」。朝貢,原只是中原地區的中央王朝政權與四周地方諸候所保持的一種君臣關係的形制。後來,才逐漸演變成中國王朝與周邊藩屬國之間維持政治、經濟關係的紐帶及中外交涉的主要形式。
古代中國的帝王,自視為天子。天子統治天下,理想上是以「王道」來治理。「王道」是具有天、君、民三者一體,擁有領土無限和臣民無限的意念。其對國家的涉外關係,不是國與國之間對等的觀念,而是統御天下的「王道」理想的無限延伸,宗主國與藩屬國關係的建立。
「王道」的中心思想,就是「德」。因此,天下是天子的「德化」或「王化」所及的範圍。這種「王化天下」是為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的理想境地。因而,近代以前的中國涉外朝貢事務,主要是由禮部來統辦。而且,務實的統治者都知道,「王化」、「德化」只是理想的呈現,實際上,國威和經濟利誘,亦是朝貢體制背後重要的支柱。
換句話說,用現代的術語來講,古代中華帝國的朝貢體制,其理想的「王化」、「德化」,是一種「軟勢力」的展現。背後支撐這個理想的,則是「威」,也就是所謂的「硬勢力」了。如果沒有強盛的國勢以及雄厚的經濟基礎,欲示和平友好的鄭和下西洋壯舉,不會成功。
中國皇帝招諭天下,除了盡講一些「視四海如一家」的華麗辭令之外,強盛的國勢,甚至還要有能力去保護弱小的朝貢藩屬,是宗主國的政治義務。此外,在經濟的利誘上,朝貢貿易帶來的商機,亦是朝貢體制得以維繫的重要因素。鄭和下西洋期間,滿剌加之所以殷勤地向中國「事大」,不外乎這兩個實際因素。
政治方面,滿剌加借助大明天朝的威信,有效減緩了暹羅的南壓。在經濟上,朝貢貿易則是滿剌加經營海外中轉貿易的其中一途。滿剌加朝貢中國,除朝貢使團的船隻之外,往往都至少有三艘商船尾隨而來。其貢船常是先到廣州。滿剌加的使節團從廣州北上進京朝貢中國皇帝,來往通常需要一年的時間,結果那些跟隨而來的滿剌加商人就在廣州做貿易,滿載中國的瓷器和絲綢先乘原船返回馬六甲。等到第二年他們又以接載朝貢使節之名,再次到來廣州,並又滿載商貨在廣州交易,最後才與朝貢使團一道回國。
朝貢貿易讓滿剌加獲得商利。明朝規定,滿剌加進貢的貨物,除「正貢外,附來貨物皆給價,其餘貨物許令貿易」。根據《明會典》收載滿剌加的貢物,計有43種之多。除番錫等少數物貨是滿剌加的土產之外,大多是出自外地的轉口商品,包括爪哇和摩鹿加群島出產的胡椒、印度的布料,以及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香藥等貨品,盡顯滿剌加商品的國際性及其轉口貿易的特質。也就是說,滿剌加通過朝貢貿易,把東南亞、印度和阿拉伯的商品,轉販於中國市場,交易中國的瓷器和絲綢,再轉賣到各地去。如此交易,獲利頗巨。
滿剌加還是中國明朝的「最優惠國」。朝貢貿易的貨物,通常是由中國官方給價採辦的。或許由於滿剌加的誠信,明朝竟給予滿剌加「特厚」的給價優惠。例如胡椒,明朝對其他海外國家的進口給價一般僅是每斤三貫,滿剌加卻享有每斤二十貫的特厚給價。
明朝皇帝要求海外藩屬要朝貢中國,奉明朝為正朔而至少在禮儀形式上必須事大中國,並且還要奉獻貢物。但在對中國朝貢貿易之中,滿剌加實是獲利連連。這絕不是什麼「剝削」、「勒索」、「敲詐」的行舉。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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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哪裡一家親!研究:台灣人基因與中國不同」
ㄧ「台灣非中國一部分!以色列學者撰寫首本希伯來文台灣專書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兩岸一家親還是基調 #中國有機會就吃吃我們豆腐 #台灣只是川普貨架上的商品 #統獨是個假議題 #你們台灣人 #說以後要統一或獨立的那現在打 #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什麼 #惡性循環兩岸關係不會好 #兩岸一家親標籤化 #合作代替對抗 #你統我我也能統你 #沒必要逞口舌之快 #我們都是Chinese中國人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259641420842601&id=584986081641475
「#台灣族人依舊在,#只是忘了我是誰!」
日本文獻,1895-7年,台灣居民分限處理手續通告記載:台灣現有華人16,474人,其中6,546人將於二年之內返回中國,其餘10,291人,將以華僑身份,繼續居留在台灣。另有257,104人,則將以台灣人身份居住台灣。
當時留下來的華人對全島平埔族群台灣人的比例僅約3.8%。這還是在清帝國時期純種平埔族人被大舉漢化後的結果。而根據記載1895-1945這50年間,台灣的華人僅僅增加4萬人。
「 #你我都是原住民」
台灣人的祖先很多人都以為是來自福建的中國移民,此種自認中國漢人乃台灣人祖先的刻板印象其實是透過有政治目的的教育所造成。如今,許多的歷史、考古及醫學研究都否定了這個說法,底下將就各方面的研究及資料,說明台灣人大多數都是台灣原住民平埔族漢化的後代。
台灣被列入歷史記載的時間始於1582年,葡萄牙船長在船行經過台灣時高呼「Ilha Formosa」,意思是美麗的島嶼,並紀錄於航海日誌中。然而,考古學上於台東"長濱文化"的發現,證明了台灣早於據今五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居住,並不是荒蕪之島,而新石器時代的遺跡更是遍佈台灣全島。 早期居住台灣的原住民屬於「南島民族」,使用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與南太平洋區域住民的語言同屬一系。 約略分為20多個族群,住在山區者稱為「高山族」(約九族),住在平地的稱為「平埔族」(約十族)。
1616年已經有日本人來到台灣從事貿易, 荷蘭人於1624年佔據台灣,期間為了開墾及農耕需求,引進漢人從事耕作,然這些人力只是僱傭性質,而非移民。 荷人的政、教措施全不及漢人,未為漢人設置學校、教會, 荷人不視漢人為其屬民,教會亦視漢人為異教徒。因此所做的台灣「蕃社戶口調查」,均不將漢人計算在內。
根據荷蘭人的人口統計,荷據時期(1624-1662)台灣各地就有約30萬人的平埔族 (註1), 而在荷蘭駐台最後一任長官揆一所寫「被忽視的台灣」中有記載,當時漢人庸工人數為2.5萬人。然而荷蘭勢力範圍只涵蓋台灣西部,且主要統治地區為台南,高雄一帶。
沈建德博士以1624年為起點以日本學者(註1)及文獻會資料建立人口模型以人口年增率0.7%估計(同時期明朝人口平均成長率為1.054%), 認為荷蘭時期台灣平埔族約有38萬人,非歸附原住民(含平埔族及高山族)有25萬(註2)。
1662 年荷蘭降於鄭成功,鄭家的東寧王國治理平埔族,態度與方法都比荷蘭人嚴苛激烈,對平埔族的剝削程度,更甚於荷蘭人,驅使奴役、虐待刻薄的情況時有所聞,使平埔族大為反感,並起來反抗。鄭式高舉反清復明大旗, 清帝國為消滅防堵鄭家勢力, 於1661年起實施堅壁清野的戰術。對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實施海禁,禁止人民跑到台灣,同時劃界遷民,在沿海地區的住民強制要遷到界內,並築界墻、立界石,派兵戌守,若越界則殺無赦。
以福建為例, 1048公里的海岸線居民都要遷移到界內。 鄭式王朝時期, 漢人為11萬左右(註3)。
1683年清帝國消滅鄭氏王朝,實施驅漢政策,把鄭式王朝的漢人通通驅離台灣。 1684年施琅「諸羅減租賦疏」說得很清楚:「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可見1683年滿清入台後約僅一年,就將鄭氏軍民趕回約有一半。到了1688年,「華夷變態」上記載:「以前台灣人口甚為繁盛,漢人民兵有數萬人,自隸清以後,居民年年返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現僅有數千漢人居住」。可見,從1683年的數萬趕到1688年,只剩幾千漢人在台灣,而驅漢行動並未因而停止。
清帝國納台灣入版圖,常駐在台灣的官士兵約1.5萬人,三年為一到就離開台灣輪調,為防止反清復明或造反再發生(事實上還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官士兵選有家眷者,但家眷不可攜往台灣, 以其家眷為人質,這樣官員到了台灣就不至造反。 於是海禁不但不因此被撤消,而且再加上特別嚴格的禁令。
從1661 年起超過兩百年的時間採嚴格的海禁政策,直到1875年「牡丹社事件」,日軍出兵臺灣,清廷在外強壓境之下,採納沈葆楨之建言才廢止。 期間此禁令只有在1732(註4),1748,1760年短暫開過三次給官士兵能攜帶家眷一同前往台灣。
1724年藍鼎元「論治台灣事宜書」:「若云番地,則全台皆疆番……。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可見1724年清帝國據台時,全台灣仍皆「番」地。
雖然清帝國嚴格禁止中國人民移民到台灣,然而犯罪者,逃犯,或是在中國生活不下去的人仍想辦法偷渡到台灣,這些人多為來自泉州漳州兩地的男性,也就是俗稱的"羅漢腳"。他們冒者生命危險通過"10去6死3留1回頭"的黑水溝到台灣謀生,羅漢腳到台灣後,因清帝國法律的規定,漢人不得進入生番(未歸附)及熟番(以歸附)地界開墾或佃田。但因全台非番地者非常少,兵律及戶律的規定,令偷渡者在台無法生存。於是透過結婚政策(入贅),同化政策,武力及騙取土地等手段(註5),取得土地,在台灣定居下來。
有些人認為康熙40年以後因海禁令漸為鬆弛,漢移民偷渡接踵而至。然而根據《台灣府誌》記載,1691 (康熙30年) 至 1711(康熙50年) 二十年期間台灣漢移民戶數並沒有增加而丁口亦僅成長1,377人, 其中1691 (清康熙40年)至1,711(康熙50年) 間丁口僅增加 755 人。
可見或許有羅漢腳偷渡到台灣, 然能落地生根者仍在少數, 而能落地生根著也多以娶平埔族為妻。乾隆二年(1737)戶律又規定,漢民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 即行離異。
起因乃是因為羅漢腳藉入贅平埔族(母系社會)取得土地後,不但違反漢人不可進入平埔族地界開墾的禁令,且常引起漢人跟平埔族人的糾紛。 因此"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情形在1737年戶律規定之後必定減少甚至消失。
依照《台灣府誌》的記載1711年時漢人戶數為12,727 戶,丁口僅18,834 人,以一戶平均四口人計算,漢人(含混血)約49,088人,而此時的平埔族及非歸附原住民從1661的38萬及25萬以0.7%人口成長率計算, 則分別是54萬及35萬, 漢人(含混血)人口僅佔全台灣住民的5%。
這樣的估算雖然不夠精確, 然而漢人移民人口佔台灣人口比例不高仍是正確的。
根據清帝國宮中奏摺提到的台灣府社番人口數(註6),1766年(乾隆三十年)為66萬6,380人,1768為68萬7,290人,1769 年為69萬1338人,1774年(乾隆三十八年)為76萬5,721人。這些數據顯現荷治時期平埔族人口以0.7%的人口成長率自然成長的結果跟清宮奏摺的數字是很接近的。
從1732年開始至1760三次開放攜眷只有3萬人不到的眷屬來台,因此漢人(含混血)人口佔全台灣住民比上升到7.6% 。 而最後一次開放則僅兩百多人,顯現台灣因為人口增加,謀生不易,加上渡海風險,以及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已經很少人願意冒著危險移民到台灣。
平埔族人原本沒有姓氏只有名字,在命名上採連名制,簡單的說,新生嬰兒的名字,除了新名之外還加上母親的名字在後面(隨繼承法則)。清領時期採用賜姓政策當時的平埔族、賽夏族、排灣族等。漢姓是漢族血統與出身的一種表徵。《史記》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
據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所列,土番之姓有机、羅、李、卯、標、卓、萬、戴、穆、寧、來、毒、孽、乃、兵、竭白、北、鄂、岳、雙、尤、溫、鬱、大、蚋、月、落、璞、力、宜一字者,有道泌、埤弄、目加、舊來、之机、合萬、羅皆、池皆、加惹二字者,有弟其力、呂猫落三字者,不過這些姓並非由賜姓而來,而是藉由「番語家名」羅馬拼音的漢譯而來。
清國對臺灣歸化番何時開始實施賜姓政策,文獻雖然闕如,不過當可推測是在「土番歸化」薙髮(即剃髮)納餉(鹿皮、小米)之後。
連橫《臺灣通史》記載:「歸化熟番漸從漢俗,乃令薙髮,錫姓,以遵國制。」乾隆23年(1758年),諭令歸化平埔熟番應薙髮結辮(請參「社學」條),並賜與潘、蠻、陳、劉、戴、李、王、錢、斛、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等姓,其中以「潘」姓最多。
1763年,楊景素任台灣道任內,嚴加禁止漢人越界侵擾平埔族,除此,並奏請準,對其轄內平埔族眾,鼓勵改姓漢化。他任內共對平埔族賜了潘、陳、 劉、戴、李、王、錢、斛、蠻、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余、米、葉、衛與吳姓。
1772年(乾隆37年)朱景英《海東札記》載:「番以父名為姓,以祖名為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呼曰乙礁巴甲。礁巴者,番口語也。近時各社均延師課讀番童,出就道試,錄取樂舞生,給予頂戴,與新生一體簪掛。前學政就番字加水旁,姓以潘者,今則張、王、劉、李,自為姓者多矣。」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亦載:「初,熟番有名無姓,既准與試,以無姓不可列榜;某巡臺掌學政,就番字加水三點為潘字,命姓潘。故諸番多潘姓;後別自認姓,有趙、李諸姓。」可見,賜姓時,初以「潘」姓居多,之後漸有張、王、劉、李、趙諸姓。
有些番社,並不以「潘」姓為大宗,而是以「錢」姓最多,有些姓如黎、金,因繁衍數少,幾乎絕嗣。《新竹縣采訪冊》載,竹塹堡社(即新社)於乾隆年間,「丁口千餘,厥分七姓:曰錢、曰衛、曰廖、曰三、曰潘、曰黎、曰金。今惟錢姓丁口最繁盛,計有二百。衛、廖、潘、三等四姓,每姓丁口只有數十,其黎、金兩姓則已絕嗣矣。」
1778年(乾隆42年):明令官方戶籍登記上,台灣平埔族人不再被記為「土番」或「社番」,而登記為「民」,聚落稱「民社」。
1879年(光緒5年),後山統領兼辦卑南廳撫番事務的吳光亮寫成〈化番俚言〉三十二條,其中有一條曰:「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以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當時所賜漢姓,係擇自百家姓,如恆春縣各番社賜潘姓、金姓,卑南廳各番社賜陳、吳、戴、林等姓。
1881年(光緒7年),將台灣各縣平埔族皆劃為漢籍。1886年(光緒12年),為了防止番姓之混冒,中路理番同知蔡嘉穀規定襲用漢姓或潘姓者必須於姓下加一「新」,成為「雙字姓」,以示區別,而且也規定各番姓之堂號。
日治初期為管理方便,在戶籍登記上又出現「生番」與「熟番」登記,日據申報戶口自動登記為「熟番」的應該是遷居近山區拒受漢化不願背祖的一群,但人口數已寥寥無幾。
至日昭和十年六月四日,台灣總督府公佈「戶口調查」規定,改稱「生蕃」為高砂族,原「熟蕃」改為平埔族,寓賤視意味的「蕃」或「番」一名詞這才從官方文書中消失,但也造成台灣平埔族後裔考証的困難。
那麼平埔族又是怎麼漢化的?
從鄭家東寧王朝到清帝國,統治者的強勢文化加上透過開設學堂,教平埔族漢字,透過賜漢姓,賜漢人祖譜與平埔族人,以及利用稅賦及勞役上的差別讓平埔族人不得不漢化。 於是平埔族雖然擁有多數人口,但聚落型態為主的社會,缺乏大型社會組織,才會落入荷蘭、鄭家東寧王朝、清帝國等的統治。
經過外來政權兩百多年的統治,因而喪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語言。而隨著人口的增加, 生活空間變小,以及不願意被同化,平埔族展開了族群遷移,沿海的往內地遷移,內地的往山邊遷移(註7)。
以筆者父親故鄉雲林西螺,以及母親彰化竹塘為例,根據沈建德博士的研究—
6、7千年前,鄒族從玉山下,順著陳有蘭溪、清水溪,到達濁水溪、北港溪流域的雲林,故全縣原都屬於鄒族。但,數千年前平埔族到達之後,兩族在平地開始混血,混血後的新種族,後人稱為洪安雅平埔族。雲林人本都是平埔族,因為漢化的緣故,現都自稱是和佬人或客家人。各鄉鎮市真正血統的大要如下:
斗六、古坑:斗六社,屬洪安雅平埔族。
鄭時歸順,康熙中葉再降清,改稱柴裡社,頭目老眉德。斗六在清康熙時有客家人流浪到此,但並未把斗六變成客庄。
1689年,斗六社「社番」漢化者留下棄社名改稱和佬庄,不漢化者遷出,部分遷去埔里鹽土庄。
1850年左右,鹽土庄也漢化了,斗六社二度分家,不漢化者再遷埔里,1897年只剩21戶64人。
崙背、土庫、褒忠、東勢、麥寮、台西、口湖、四湖、水林、元長、北港:貓兒干社,南社,土庫王社,屬洪安雅平埔族。斗南、大埤、虎尾:他里霧社,屬洪安雅平埔族。
鄭時歸順,康熙時降清、就地漢化。1897年不漢化者只剩20戶57人。文獻記載,社男「多娶漢女」,其實娶的是漢化的平埔女性,否則,連平埔族都有漢女可娶,怎麼還會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傳說?
虎尾是荷治時期的行政中心
西螺、二崙、莿桐、林內:西螺社,屬貓霧拺平埔族。和彰化方面的血統相同。據說濁水溪以前是在西螺之南,改道之後才在西螺之北。故改道之前,西螺與彰化屬相同地理區域,因此同為貓霧拺族,而非雲嘉地區的洪安雅族。筆者的父母都是被漢化的貓霧拺平埔族人,只是父系的祖先在清殖時期就已漢化,母系祖先則直到日治時期後才遭漢化。
荷蘭血統:1641年荷蘭進入北港,在大埤築紅毛埤,虎尾為行政中心。這些地方現應仍可找到荷蘭血統。
筆者就讀雲林斗六正心中學時期,許多同學就有棕色眼珠、紅髮、捲髮等許多荷蘭血統的特徵。
1895年清帝國割讓台灣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口約255萬人,然當時清帝國的統治區域仍未及全台,日清和平條約第五條裡有規定寬限期間二年,給與台灣居民自由選擇留在台灣取得日本國藉成為日本國民,或把所有財產變賣而離開台灣,兩者擇取其一。實際上退離台灣者,一說約4,500人,另一說則為6,500人。
國藉選擇的期限過後,台灣總督府開始嚴格限制台灣中國之間的往來,清國要在台灣設領事館也加以拒絕,同時努力排除清國對台灣居民的影響。
台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戶口調查是始於日治時代1905年(明治38年)。當時的台灣人口約312萬人。其中平埔族人約46,432人,高山族約11萬人, 日本人約59,618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人約8,223人, 其他本島人近290萬人。(註8)
日本於1945年於二次大戰中戰敗投降,當時台灣人口已經成長到約690萬人,其中日本人約42萬人,外國人士 5萬多人,平埔族約7萬人,高山族約17萬人,其他台灣本島人士約619萬人。
可見日本戰敗時仍有尚未漢化的平埔族人。而這些佔人口比例低的清國移民經過兩百多年與台灣平埔族的通婚,平埔族血源的比重早就遠遠超過了漢人的血源。而且歷經台灣被割讓後,這些人早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日治時代對台灣山地原住民仍採劃紅線封山圍堵政策,但仍尊重他們的姓氏、風俗、習慣,未強力干涉,甚至於實施土地居住權之保護;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立即下令要求他們改漢姓以達台灣全面漢化政策。目前原住民如果不是因面相輪廓更異於漢人及平埔人,尚可分辨,否則再經50年後原住民命運會與平埔族完全相同,就是所謂變成漢人了。
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為逃避中國共產黨的追擊,逃到台灣。跟據1956年「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逃到台灣的中國人不包括軍隊有64萬(註9),這裏面,女性只有21萬。
而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數量根據駐台美援機構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1954年的調查報告約為50萬人,而1956年台灣人口為939萬(不含職業軍人,1970年前戶籍與兵籍是分開的),所以這些中國移民在1956年只佔台灣人口的 6.8%,即使加計軍隊也不過佔全台灣人口的11.5%。而這些中國移民,因女性人口不多,要通婚也勢必與台灣人通婚,經過幾代的通婚,這些中國移民的後代平埔族的血源比重又超過原有的漢人血源。
台灣目前的族群被略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等四個族群。其中閩南人及客家人都有「中原」祖籍。2001 年馬偕醫院檢驗科主任林媽利在國際組織抗原雜誌發表一篇研究報告,由基因等遺傳標誌分析,台灣的閩南人與客家人並不屬中原漢人。很顯然的,族譜再度被證明並不可靠(註10)。
而且閩南人及客家人遺傳特質上確屬同源,無法分別。然而在中國閩南人,聚居於平原,客家人則散居於邊緣丘陵山區,兩族之間的交往和通婚並不頻繁(註11),如此經過兩、三千年的區隔,兩族群的遺傳特質會有分化,乃是生物進化學上常見的現象。
正如多數學者所主張,中國閩客兩族分屬不同遺傳族群,這是不難想像的。只是,中國閩客既屬不同族群,為何台灣閩客卻具有共同的遺傳特質?
唯一合理的解釋的就是因為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皆屬平埔族漢化後被賜與漢姓及族譜, 加上清帝國時為了方便統治刻意分化操弄族群的結果。而此一現象就遺留到現在。時至今日,兩者之分只是語言及習慣等可以經由後天習得的特質。
東寧王朝所使用的語言是河洛語系中的泉州音系。因鄭氏籍貫為泉州,追隨者自然多閩南人尤其是泉州人。荷據時期來台的漢人亦多泉漳之人,清帝國時期台灣在未設省之前屬於福建省,而移民到台灣的羅漢腳也是泉、漳居多。因此在平埔族漢化後形成一個以閩南語為主體的社會。
除此之外,林媽利醫師發現所有高山原住民出現的抗原種類都很少,其基因的組合歷經幾千年的歲月沒有改變,成為全世界上最純的族群。每一族所具有的不同的組合數不只有限,且有很高頻率,其中賽夏族最高,成了最純的原住民。
而林醫師於2005年在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Biology發表的論文證明台灣原住民與玻里尼西亞人母系血緣有直接相關,顯示台灣原住民與亞洲大陸的族群在冰河時期結束時即已分開, 除排玻里尼西亞人與亞洲大陸的關係。加上 Jared Diamond 於Nature (Vol。 403, 709, 2000)以"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發表的論文都在在證明了台灣原住民乃是目前南太平洋南島語系之源。
長久以來, 大多數的台灣人都以為自己的祖先乃是清帝國時期的閩南、廣東移民。如果真有此大規模的移民,史籍上必定會有所記載,然而,卻完全沒有這樣的記載閩南廣東曾經有過大規模的移民移向台灣。而且千人萬人之數對於族群遺傳特質的改變而言仍是杯水車薪,差之千里。族群的全部取代〈Total Replacement〉非同小可,並非短短的兩、三百年可以達成。鄭昭任博士即認為DNA漸次變異的方向所得的證據,語言的淵源關係,都代表台灣原住民昔日在歐亞大陸的移動。其經由中國內到台灣的可能性幾近於零。
反之,經過印支半島中部或南部一帶由西向東或由南向北移動的可能性最大。林媽利醫師等HLA的研究顯示今日「台灣漢人」與古越南原住民的血緣最近。而林媽利醫師長期在血型上的研究,從亞孟買血型到米田堡 ( Milten-berger) 血型比例,顯現台灣人與東南亞國家(如泰國)是近乎相同,而中國則與台灣有很大的落差。
這些結論與上述先民的移動路徑正好不謀而合。而林醫師的資料又顯示「台灣漢人」與平地原住民Pazeh(巴宰族)的HLA遺傳質十分相近,幾至不能分別(註12)。
綜上所述,目前的社會科學及醫學上的研究,都指向台灣人大多數都是平埔族漢化的後代,非來自清帝國時期的漢移民,而外來移民,只佔了少數比例。 這些移民經過幾代的通婚後,也都含有平埔族的血統。這樣的結果不僅顛覆了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也讓台灣人得重新思考族群的關係。因為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現存的原住民,或是部分外省籍的後代,全部都是台灣原來住民的後代,只是大多數已經漢化,因此,我們要特別珍惜與保存目前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畢竟這是多麼寶貴的文化資產。
同時,閩客的分野應該從此打破,雖然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與語言,卻有著相同的祖源。而從荷治時期到現在,短短三百多年,台灣人從部落文化開始逐漸與現代文明接軌,強大的學習能力與環境適應力,創造出全世界第十六大的經濟體,台灣的競爭力在世界名列前矛,科技實力更是倍受推崇,這樣的成果,舉世無雙,身為台灣人豈能不自豪,豈能不向我們的原住民祖先致上崇高的敬意。
�註 1: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等譯〈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
�註 2: 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7-4.htm
�註 3: 陳紹馨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
�註 4: 1732年(雍正十年 ) 廣東巡府鄂爾達奏請准予渡台者攜眷, 新的限制是知縣以上的文職人員必須要超過四十歲,而且沒有兒子,方可攜眷.
�註 5: 中央研究院原始生產模式與歷代經營策略貳、歷代經營策略中第三節「有清時期之土地競爭及番課租稅」.
�註 6: http://www.sinica.edu.tw/…/library/…/npmdatabase/piah037.htm
�註 7: John Robert Shepherd (1995),《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Frontier 1600- 180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 8: 日治時期人口調查資料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POP/Mt49-2.xls
�註 9: 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 第二卷第一冊
�註10: 宋代以前不准民間私修族譜,而由官方公佈,為了統治或政治目的,其祖譜往往不可靠。 明代之後,私修族譜才成風氣。 據王世慶的「台灣公私收藏族譜目錄」,1218件現有族譜及93件功德榜之中,蔣介石在1951年後編印的有835件,佔全數的63。7%;乾隆23年賜姓以前編印的只有22件,佔1。6%。 可見台灣人的族譜,至少98。4%可疑。
�註11: 高木桂藏:客家:中國內的異邦人,講談社現代新書,1991
�註12: http://www.wufi.org.tw/taiwan/n020729a.htm
�註13: www.taiwannation.com.tw
文章來源:http://ppt.cc/Ucop
(圖片取材自網路)
《附記1》清帝國「化番俚言」
�改社為莊,以示區別。查內地百姓所居之地,均稱某村、某莊,未有稱為社者。茲本軍門恩准爾等安居故土,其社名改名為莊。爾等將來置買田業、立契書券,一切皆照現改莊名辦理,以歸畫一。
�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以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
�建立廟祠,以安神祖。爾番眾現已歸化,凡一村一莊、或幾村幾莊共建廟宇一座,安設關聖帝君、或天后聖母、或文昌帝君及各位正神身像,合眾虔誠供奉。又各莊各建祠宇一座,安設全莊祖宗牌位,每逢年節及每月初一日、十五日,眾備香燭虔心叩拜,必獲保佑人口平安、五穀豐熟,獲福無窮矣。
清帝國平埔文獻之一《臺灣生熟番紀事》(1885年)
「化番俚言」 http://www.guoxue123.com/tw/02/051/006.htm
《附記2》清帝國「臺灣地圖」(地圖上方為原住民族遭統治年史)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附記3》台灣史與基因比對呈現的「台灣人圖像」
https://goo.gl/LcJu3t
《附記4》2019年3月林媽利醫師:「『台灣血緣』╴台灣人的DNA」最新演講影片。
https://goo.gl/ZbQNz3
《附記5》國家地理雜誌以人類細胞粒腺體的基因,追蹤出人類從非洲遷徙到亞洲路徑
台灣原住民有五萬年人文歷史,比亞洲大陸支那人種還早四萬年。
https://s.yam.com/BVx4c
《附記6》埔農的台灣歷史研究演說(上半場)
https://s.yam.com/aNYvt
埔農的台灣歷史研究演說(下半場)
https://s.yam.com/PvKv3
《附記7》1623 年以前, 琶侃(Paccan)國- 至少延續有1萬3千年
https://s.yam.com/5c2fV
(註):上列「臺灣」的「臺」字為清帝國及華帝國殖民用詞,「台灣」的「台」為古字用法。
《後記》:由於本篇資料陸續有關心台灣民族史實脈絡的臉友提供寶貴資訊,在此將更多關於台灣人基因溯源的資料整理歸納如下:
台灣人溯源
科學解密生物密碼的核心脈絡叫「基因」,而現代的陸地板塊並不是幾萬年前的模樣。因為地球歷經過冰河期與大洪水。
截至目前為止,當代人類基因研究報告指出,六萬年前人類從非洲出發後,有一支隊伍沿著陸地西方走,四萬年前抵達歐洲,而後混血融入丹尼索瓦人與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後,成為了歐洲人的祖先;另有一支沿著大陸棚南端一路經過當時還是大陸棚的中南半島,而後走到台灣。這批人選擇留在這邊生活,也就是目前台灣原住民最早的祖先,當時是五萬年前。
而後有一支隊伍,選擇離開台灣,繼續前進。後來渡海到日本成為了日本人的祖先;而後子孫再渡海到朝鮮,再翻閱長白山進入了支那大陸北方,成為蒙滿族人的祖先。
支那大陸傳說的蚩尤大戰黃帝,依邏輯推論,就是台灣先民後裔的那支北方民族,戰勝另一支循著歐洲路線過來的百越民族。而戰勝的北方民族後來進駐大陸河套中原地區,成為大陸人最重要成份的基因來源。
由於地球上人類出現過的痕跡有一大段空白,加上目前地球上的古文明都顯示地球曾出現大洪水,洪水直到約莫1萬2千年前才退去。大洪水當時只有少數高海拔的地區的人才有機會存活,而台灣島卻是全球唯一一個短短幾天步行的距離,就佈滿了268座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陸地。當時這些留在台灣的祖先,就倖存了下來。
而後六、七千年前台灣北部大屯山火山爆發,影響遍及全島乃至附近海域。
當時台灣地底下的熔岩庫大噴發,岩漿流入台北盆地,形成了後來從湖乾涸逐步成為陸地,而後成為今天的台北市。
當時的熔岩不只從山頂噴發,也從遠在台灣宜蘭外海11公里海底地殼薄處噴發。74座海底火山噴發的結果,形成了如今我們稱呼為「龜山島」的島嶼。
由於這種大規模火山噴發,極度不利於作物與生物的生存,當時居住在台灣的先民,因為生存空間改變感到不安,被迫再向外移民,成為了後來整個太平洋南島民族共同的祖先。
甚至有哈佛大學的教授依其研究指出,台灣人很可能是多數當代智人共同的祖先。
或許真有少部份人從北方支那大陸在冰棚退去大洪水來臨前,循著陸地抵台台灣。但那些人在大洪水存活下來的機率遠比本島人低。而大洪水過後那邊的人要來的可能性,會遠比我們要過去的可能性低,因為台灣有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的威脅,而那邊沒有。
也就是說,依造基因學的理論,台灣的基因之於亞洲種族相較是較為亙古的,而後陸續加入的百越民族血統,應該也都是台灣先民的後裔。這個只要從基因定序去看就能解開謎團了。
依照哈佛大學對於人類基因的研究,東南亞民族的存在可追溯至500~7000年前,而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更指出,東南亞的民族很可能是台灣的某支原住民族沿著海路抵達菲律賓、印尼定居後衍生。
這與台灣六、七千年大屯山火山爆發造成島民遷徙不謀而合。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估,支那大陸南方的百越民族,很可能也是當時台灣先民為躲避火山爆發後嚴苛的生存環境,向北移民後的後代。
摘》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是因為台灣過去是航海民族居住的大本營。靠著優異的還海技術,這位台灣人(嚴格上來說,他是現今原住民的祖先)從台灣航行到菲律賓,再到印尼,最西到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最東到復活島,最南到紐西蘭。
《遠見》MIT研究:台灣人可能是現今地球人類的共同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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