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我很擅長這項除錯的職務，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工作中，卻讓我遭遇更加焦慮而痛苦的經驗，因為我又讓自己處在不能犯錯的狀態。焦慮隨之而來，似鬼魅般如影隨形。

─

　　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

　　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https://udn.com/news/story/12674/5222004?from=udn_ch2_menu_v2_main_cate

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我很擅長這項除錯的職務，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工作中，卻讓我遭遇更加焦慮而痛苦的經驗，因為我又讓自己處在不能犯錯的狀態。焦慮隨之而來，似鬼魅般如影隨形。

─

　　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

　　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此刻，就站在昔日光華橋，光華商場，現在忠孝新生站裡。

看著光華橋的歷史介紹，看著國家文化資料館的影片介紹，往事歷歷在目。

上午，從忠孝新生站2號出口出來。

望著昔日光華橋，光華商場以前的位置，讓自己依然看見小時候，那個受傷的男孩在底下，心裡哭泣。

上午，新生南路，演講結束。此刻，再度回到忠孝新生站。

停留在光華橋的名字旁，慢慢的，又思索著自己，這一路走來的感觸。

(以下的自序，文長，再請細細閱讀。）

【自序】
我曾被當成偷書賊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直到現在，人已經過了半百，但孩童時，那隻手，卻依然令我心裡隱隱作痛……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深深覺得被羞辱。也因為那隻手，逐漸改變了我這一生個性的形成，與看待自己以及周圍日常生活事物之間的關係。
／
就讀國小五、六年級時，我非常喜歡從新北市（那時還稱為臺北縣）三重埔的家，搭乘公車到臺北市光華橋下的光華商場，逛逛地下室的舊書店。
還記得那一年，正值過年期間，我帥氣地穿著趴哩趴哩的格子小西裝外套，在內側口袋塞著紅包袋，來到了光華商場地下室的舊書店。
我聚精會神地瀏覽著架上一本又一本的書，不時把西裝外套稍微打開，以確認裡面的紅包袋是否還在。
就在那一刻，改變我人生的那一隻手，突然間，朝著我的肩膀右後方拍下來──老闆二話不說把我轉向他，將我的小西裝外套掀開，並撂下話：
「我警告你，如果你偷書被我抓到，你就完蛋了！」
頓時，我愣在現場。
沒有多久，一股羞愧感直衝腦門。當下，我沒有哭，也不敢哭。我嚇到了，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或辯解。
那是我第一次公開被羞辱、被懷疑。
／
從那一刻開始，我漸漸發現我變了，變得更為敏感，更怕犯錯，就如同身上的皮膚被撕裂開來，只要有一丁點的碰觸，都會讓我痛得哇哇大叫。
無盡的焦慮，被啟動了。
我發現，有些事我不願意講，就這樣埋藏在心裡面。與其說不願意講出口，倒不如說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開口，不知道該向誰說，不知道該如何說。
這件事情深深地埋藏在小男孩的心裡，一藏就藏了十三年，才終於破土而出，對研究所同學說出口。
／
就從那一刻開始，我的自我要求變得愈來愈高，雖然我也明白非常不合情理，然而許多念頭在腦海裡無法控制，恣意妄為地要出來就出來。
從那時起，在我眼前，許多的事物不能帶有任何瑕疵、任何汙點、任何摺痕、任何破損……簡單地說，我不允許有錯，我不能犯錯，我害怕犯錯。
但困難就在這裡了，誰的成長不會犯錯呢？
那一隻手，如同將一張純潔的白紙抹黑，玷汙了我的童稚心靈。
我知道自己的許多行為變得非常奇怪，且必須隱藏起來，不能讓別人知道。
內心那些不合理的想法，更如被深深放在地底下的棺木中，我永遠也不想把蓋子掀開。
／
我熱愛集郵，但此後我總覺得，使用夾子夾郵票，在郵票上會留下夾痕。郵票有了痕跡，好比有了瑕疵，令我渾身不對勁，注意力盡在那無形的痕跡中。我將郵票與郵票之間的邊緣齒孔很謹慎地撕開，卻覺得撕下來後，郵票上的齒孔依然不甚整齊。試著用剪刀剪，剪了下去，又總覺得齒孔剪得不對稱。
青少年時期會手寫信與聖誕卡、賀年卡，但只要有錯字，我二話不說就撕掉信封，揉掉信紙，絕不塗改。
寫字時，我一定得用尺，放在每個字的下緣，讓每個字都寫得工工整整、規規矩矩，保持在同一條基本線上。有一次考試時，我忘了帶尺，結果愣在現場，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最後，我只好把學生證當成尺用。監考老師還懷疑我是不是想要作弊。
我不想要有瑕疵，我極盡地焦慮。
我的道德感變得愈來愈強烈。或是說，「被懷疑偷書」這件事讓我愈來愈焦慮，雖然已經過了好多年。
當年只要買書，在書本的蝴蝶頁上，一定會寫下買書的日期、時間與清清楚楚的價錢，並且在最後用力蓋上自己名字的印章。
在蓋下章的那一剎那，證明瞭一件事：這本書是我買的，我沒有偷。
「蓋章」這件事，有段時間，竟成了一種令我感到最舒暢的儀式。
當書有了摺痕，就是一種不完美。重點是，那股莫名的焦慮感讓我很不舒服。我就是不想要有瑕疵。
為了不讓書角摺起來，我花了許多時間與心思，仔仔細細地為一本一本的書做了保護的書套外衣，不願讓書有任何損傷。從同學的角度來看，覺得我的手工好細，好精緻，甚至於幾度希望我幫他們包書套。可是沒有人瞭解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一直以來，逛書店都是我最喜歡的事，但就從那一次被懷疑偷書後，逛書店卻成了我心中最為矛盾、最為焦慮的日常活動。
每次只要一進入書店，我就會開始擔心是否又會被老闆懷疑偷書。後來，許多店家開始安裝電子防盜器，每當要離開書店時，我心裡總是萬分焦慮：警報器會不會突然間發出嗶嗶聲，警示有人偷書？！
雖然我很明確地告訴自己，我沒有偷書，但心裡面，依然有著強烈的焦慮存在。好痛苦，好痛苦，當時，真的是非常地痛苦。
那個年紀的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那段極度焦慮的日子。
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我很擅長這項除錯的職務，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工作中，卻讓我遭遇更加焦慮而痛苦的經驗，因為我又讓自己處在不能犯錯的狀態。焦慮隨之而來，似鬼魅般如影隨形。
／
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
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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