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到：66；實到：17000】

年輕人待在家沒事，只好來上個經濟學，也是很合理的吧！

資工心理人的理財筆記 看看人家都在幹嘛，然後你這幾天在幹嘛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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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宣布，自 19 日起至 28 日，全台停課不停學，各級學校學生全面改為在家進行遠距教學課程，補習班也比照辦理。而各大學則由學校督導辦理，不用經教育部同意即可自行實施，不少大學也都陸續宣布實施線上授課。

在全面改採線上授課後的第一天，中原大學楊奕農副教授在實況網站 Twitch 上開課教授「經濟學」課程，沒想到卻在直播開啟後，意外增加許多的「旁聽生」，甚至一度高達 1 萬 7000 人同時在線觀看，登上當日全球觀看排名第 7 名。

事實上，該班學生應到為 54 位，當天開課的內容為「經濟波動的原因」，與近日國內因疫情而受到影響的經濟、股市多有相關，可能也因此吸引不少「旁聽生」一起加入課程。楊副教授在直播中提到，如果國家經濟要往好的地方發展，那麼其他的變動大部分是來自需求的改變，像是現在全世界面臨疫情時，不得不要盡量停止一些經濟活動，活動會被延遲或者不方便進行，那這時總需求就會下降，像是有餐廳、旅社倒了或是國旅減少等等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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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來台灣了，六四晚會被禁了
一切又回到了那一天
一切又來到了這一天
　　　
　　　
如果對於明天還有要求
　　　──香港 2014 – 2017
　　

……幻燈暗，初夏的維多利亞公園，六四晚會閉幕前下了一場雨，淋壞了原該播放「海闊天空」的音響器材。南中國海的晚風，輕搖二十萬港人的沉默。彷彿Beyond是低聲在說：來。閉上眼，我告訴你關於時間的知識。
　　
維港的潮水強忍了一刻，又復往前。
　　
今年七月，在北京人大「釋法」的背書下，香港政府先後DQ（Disqualify）了六名在宣示時「不符程序」的本土派立法會議士。港人認為爭不了普選制度的香港，連同其賴以為生的司法獨立、法制基礎，如今也終於動搖了。
　　
再回到二零一四十月，秋涼的政府大樓外廣場，學生們投影著來自台灣、日本、中國年輕人的加油文字，在此前，市民已佔領了香港行政中樞中環。我們穿過睡袋、零食、帳篷的天橋，背包堆成的街壘，看一隊便裝男子，手持不透明提袋，推開零星抗議者，在港警護送下，不設防快速潛進政府大樓──也許五分鐘後就是掃射，流彈、摺曲的時空、西環的坦克……
　　
但一切都沒有發生。像一個遊戲 Bug，這宛若真空的異常寂靜──延伸到了二零一七，他們隱隱察覺，或許正是這無盡頭、亦無希望的折磨，讓三年後香港中文大學、城市大學、教育大學的大專學生，無畏校長各界施壓以及《刑事罪行條例》起訴的可能性，連續在校內的海報牆、烽火台上掛起「拒絕沉淪，唯有獨立」的布條、海報，在校門口派送傳單。
　　　
從對普選制度的不滿，走到民族自決這一步；這些頂大學生要下多少決心，至今我仍不明白。這是遲遲未起火的鐵屋內的吶喊，或是對北島詩歌《回答》裡「世界／我─不─相─信」的另一次回答？港獨的火種很快被撲熄。人潮散去，少年仍獨坐在深夜餘熱的街頭，緊緊鎖眉。
　　
夜深了，卻不再帶來更多安慰。
　　
※
　　
小寧。天亮之前，我可以從彌敦道一直走回青島東，穿過打烊的金樓、舞場、芬蘭浴的霓虹、巴士總站的夢。可以站在催淚彈前流不出淚來，可以微笑著投降，卻再沒有什麼值得被奪走。
　　
我們也能假裝一切都好，像盲眼珠寶大師，輕拭他手中的贗品。周大福、周生生。一間間銀樓深處的黑光，從地底竄起，取代了牛雜攤、茶餐廳，高空上搖晃超現實的勝利手勢：「我們贏了，但你們也並沒輸去多少」。活下去吧，少年，為了島嶼明日的繁茂與興盛。
　　
我們還有書局。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這樣描述「歷史的天使」，在一切終止前夜的涼風中，只剩廢墟疊加著廢墟。港島的書局也存在著一種升力，低樓層租金經年暴漲，致使唯有專賣中國遊客的藥店、金飾店能夠承租，而書店經營者，只能揹著書本連年往高樓搬遷，直到無力支撐、出清收店。
　　
巴別塔的螺旋，越接近天空，就更看清腳底的黑暗。
　　
二零一五年十月，位於港島市中心，販售政治類「禁書」和八卦雜誌予中國遊客購買的「銅鑼灣書局」，連同店長在內的五人，相續失蹤。數名經營者被家人發現綁往中國境內，創辦人林榮基遭到長時間單獨監禁、逼供，而在香港被便衣人「跨境執法」拘捕的經營者李波，更在試圖向媒體揭露失蹤真相時，收到未署名恐嚇訊息，說「如果反抗，一世都要生活在恐怖中」。
　　
前一年，「明報」總編劉進圖被斬，今年，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創下回歸後新低。「無國界記者」亞洲辦公室為避免政治檢控，決定從香港移往台灣……
　　
當一代人愛與怕的界線開始模糊──我想起一二年初到香港，讓朋友領著，穿過半島酒店地下走廊，到廟街去宵夜煲仔飯，一旁不起眼的「歡慶回歸十五年」紀念塗鴉，現在已滲入半島的每一道牆面，在每一個隨時可能有人「被失蹤」的轉角靜靜微笑，亮出手銬。
　　
動員已經全面開始。
　　
※
　　
今年初，親北京「建制派」的林鄭月娥當選香港特首，宣布將加速北京管制香港人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讓政府可以用「煽動叛亂」、「顛覆國家政權」、「竊取國家機密」等標準模糊的罪責（劉曉波《零八憲章》正是被北京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十三年），針對香港市民進行起訴。未來在香港談論，張貼港獨布條，都可能直接觸犯二十三條的禁令而坐牢。
　　
回歸第二個十年，香港曾經進入林夕《十年》歌詞所寫的「如果對於明天沒有要求」的自我廢除，也曾在一國兩制白皮書下，「一邊享受、一邊淚流」。但在某個罕有的、神智清明的歷史時刻，如果台灣和香港曾站在一起，那必不會是基於中國框架下大中華的統一論述，也不會是另一端的台獨港獨、自決本土。
　　
那共通的，不過是生而為人所要求的基本自由罷了。
　　
趁著還沒忘記，小寧。撐起這旺角少年溫熱的臂膀，離開這場大雨，告訴他來日方長。告訴他地鐵站的出口，回家的方向。而我們，如果仍願在另一個島嶼上繼續努力，我希望將李波收到的匿名信倒過來說。
　　
「如果恐懼，一世都要生活在反抗中。」
　　
原載《幼獅文藝》

為何荷蘭監獄少？- Tan Ha Lam

荷蘭有著一個不尋常的現象，該國即使將部分監獄租予挪威及比利時，仍沒有足夠的囚犯來填補監獄空間。因為在非必要的情況下，荷蘭會避免將罪犯關進監獄，並將他們轉向參與社區中針對精神病患者的護理計劃。然而，著眼於罪犯的人道權益，而不是懲罰，能否令犯人改過自身？

自 2014 年以來，當地已關閉 23 所監獄，變成臨時庇護中心、房屋及旅館。該國的監禁率在歐洲排名倒數第三，每 10 萬名居民中有 54.4 人被監禁。根據司法部 WODC 研究及文獻中心的資料，判處監禁的人數由 2008 年的 42,000 人下降到 2018 年的 31,000 人，同時，少年犯的監禁刑期也下降了 3 分之 2。專家指出，其中原因是案件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或在法院之外已得到處理，例如被判罰款或庭外和解。

另一原因，是當局所設立的特殊心理康復計劃 TBS（Terbeschikkingstelling）。萊頓大學犯罪學教授 Miranda Boone 說：「TBS 是相當獨特的機構。許多國家只有一種選擇，人們要為行為負責，並被判刑入獄，要不就是送入精神病院。我們有一個精神病學機構，它是刑事司法系統的一部分，適用於無法被追究責任，或僅被追究部分責任的人。」

犯人符合非常一定條件，方會被送入 TBS：包括所犯罪行最低刑期必須為 4 年，而且再犯的可能性很高等等。計劃聚焦於輔助他們重返社會，但若最後判定為不可能做到，或他們拒絕合作，最終則要到高度設防的醫院無限期地受到限制。2018 年，有 1,300 人被判入 TBS，治療與其犯罪有關的心理情況，平均住院時間為兩年，再由法官評估是否延長治療時間。

30 歲的 Bas de Vries（化名）因過去的創傷經歷，令精神分裂症發作，犯下暴力罪行，而要由阿姆斯特丹的心理健康診所 Inforsa 助他重過生活。「在 TBS 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自己努力重新融入社會。」他從診所回家後坦言：「我走的路非常艱難。我為所發生的事情感到羞恥，所以不會怎麼談及。到某個階段，我開始向他人道出此事，現在我可以踏實做人。」如今，他搬回家鄉，有一份有薪工作，更獲得私人教練資格。他認為：「嚴厲的判刑不是金科玉律。這取決於人，有些人需要，而其他人則不需要。」

法證心理學家及外展工作人員 Hommo Folkerts 說：「我們致力於兩個目標：第一是預防罪犯再一次犯罪，然後針對精神疾病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我們不僅治療患有抑鬱症的人；受精神疾病影響、自閉症、嚴重學習障礙的人，多伴有嚴重人格障礙、成癮、經濟困難、未有與家人保持良好關係，而且常常有精神創傷。」他強調：「沒有人會認同他們犯下的罪行及暴力，但他們背後有一個非常可悲的世界。如果要修復這些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

Inforsa 的精神科醫生兼主任 Melina Rakic 指，TBS 的個案總是複雜，因為心理疾病，還有他們的成長背景。「他們傷害了自己及他人，但這些人成長過程也經常帶有人格障礙或精神病，像母親是癮君子、父親失縱、沒有錢、沒有食物，也沒有冬衣…… 或是沒有人會跟他們說『外面很冷，要帶上你的外套』。如果人在小時候沒有這些東西，就難以學會如何建立深厚感情。」

Rakic 續指：「社會大眾或荷蘭民眾經常發出呼籲，需要懲罰他們甚或加重罰則，但我們知道對這些人來說，懲罰無補於事。他們最終入獄，放監出來，數月後又犯下另一些罪行。」De Vries 的 TBS 臨床心理學家 Miriam van Driel 認為，最人道的做法才是最合乎邏輯：「你待人的方式，放之於監獄中，會大大地影響他們重返社會的方式。如果對待他們像狗一樣，他們的行為就會像狗一樣。」

原文：CUP

#社會 #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