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殖民主義】

打從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1451-1506）於1492年開始，在西班牙君主夫妻：國王費南多二世（Fernando II de Aragón el Católico，1452-1516）與女王伊莎貝拉一世（Isabel I la Católica，1451-1504）支持下，航向滄茫大海，前往遙遠東方尋覓利潤豐厚的香料與黃金，卻不小心四度橫越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後，這塊尚未被利慾薰心歐洲人染指的淨土就此迎來急遽變化。

先是哥倫布抵達加勒比海鄰近區域和中美洲，後有科泰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其中共同點都是大肆殺戮原住民與摧毀當地文化，比如科泰斯最為人所知的〝事蹟〞就是一手傾覆曾在當地權卿一時的阿茲特克帝國。

雖說1428年才由三個城邦組成帝國，阿茲特克文化在西元14-16世紀已高度發展，雄踞於現今墨西哥中部與南部，成為當時美洲最發達的文明體系。不過就在1519年國力達到巔峰之後才一年光景，便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科泰斯。起初阿茲特克人還以為科特斯是他們所愛戴的白皮膚天神〝羽蛇神〞降臨世間，全國上下皆給予熱烈歡迎，想不到這正是巨大災難的開始。

除了兩位君主先後被西班牙人俘虜甚至殺害，這些西班牙人還帶來了致命的天花病毒。美洲原住民久居歐洲境外，對於病毒絲毫沒有招架之力，短時間內便造成大量死亡，根據後世史學家推估，原住民死亡人數大約佔當時人口比例50%以上，甚至高達90%，簡直是另一種形式的種族大屠殺。

其實科泰斯當時帶領的西班牙軍隊規模不超過1000人，但一來有天花肆虐，二來利用帝國內部勢力矛盾使其彼此鬥爭，再來就是那時美洲並沒有馬匹，當西班牙人的戰馬對上一臉無辜，適合負重駝物卻不利衝鋒奔跑的羊駝（Llama）時，阿茲特克人完全無法招架，可說是所向披靡無人可擋。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當然就是西班牙在美洲陸續建立殖民地，不只加勒比海諸島，北美西部沿岸，即如今的美國加州，直達阿拉斯加，都曾是西班牙帝國領土。直到19世紀，這些殖民地陸續爆發獨立運動，西班牙才乖乖讓出殖民地，這也是為何現在中南美洲多通行西班牙語，而加州到處都有西班牙地名、路名和西班牙遺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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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西班牙殖民歷史稍有概念後，終於要來聊巧克力了。

古時候交通與資訊傳播方式大多受到限制，除了地緣關係之外，貿易和戰爭往往是異文化接觸碰撞最直接的方式，比如加起來纏綿共數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和蒙古西征，便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顯著例子。

若要說起地球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大約是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起，人類開始大規模航海活動，讓舊世界與新世界彼此的生態、物種、文化，甚至病菌都有了相互流通的機會。這般從此扭轉地球文明的多重現象，被美國歷史學者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1931-2018）稱為『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

科泰斯顛覆阿茲特克的墨西哥文明也是『哥倫布大交換』一例。

除了將西班牙文化傳播至美洲，阿茲特克的產物也被他帶回了西班牙，巧克力就是如此來到歐洲。據說當科泰斯在解決兩任阿茲特克皇帝，征服墨西哥後，於1527年回到故鄉時，餐桌上已經每日必備一整壺熱巧克力，只是不同於阿茲特克人會在巧克力裡加入麝香和辣椒，科泰斯頂多加入香草和蜂蜜。

阿茲特克人將巧克力視為諸神的飲料〝tchocoatl〞，將巧克力豆烘焙炒過，輾壓磨碎，再和滾水調和後製成，不但神聖，同時具有催情效果，只有貴族和士兵有資格享用。為了增添香氣和美味，還會再加入蜂蜜、香草、麝香和辣椒，若是用於戰場需求，還可加點玉米粉增添熱量。

直到現在，比較傳統的墨西哥料理中還有巧克力辣醬（Mole Poblano）燉肉等菜色。人在加州，恰好有許多機會可以品嘗到老墨菜，不得不說，這些巧克力料理其實滋味豐富頗為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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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中美洲古文明馬雅帝國時期便已開始栽種可可樹，而可可的學名〝Theobroma cacao〞要到1737年才由瑞士知名學者，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命名，意喻〝神的食物〞。

雖說科泰斯本倫相當喜愛巧克力飲料，但也要到1585年，第一艘商船從墨西哥運來大量可可豆，即使價格高昂，仍是迅速銷售一空，巧克力才從西班牙開始往歐洲各國散布開來。與我們如今熟知的巧克力甜點不同，十七世紀的歐洲人會把巧克力加入許多菜餚，其中有鹹有甜。

而連續兩位來自西班牙的法國王后：路易十三王后〝奧地利的安妮〞（Carl von Linné，1707-1778，因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源於奧地利，故有此名）與路易十四王后〝西班牙的瑪麗•特蕾莎〞（Maria Theresa of Spain，1638-1683）在母國時期便養成對於巧克力的喜愛，於是最擅於上行下效拍馬屁的凡爾賽宮廷也開始流行起巧克力。

1659年，巧克力型態有了重大進展，終於從液體進化成固狀，但卻要等到1774年才首次成為甜點用料，被做成巧克力手指餅乾，這時候距離法國大革命也不遠了。之所以要等到這麼晚才吃得到甘甜可口的巧克力餅乾，有部分是因為可可原料依舊昂貴，貴重到被當成藥品使用→如同在17世紀中期，歐洲人在加勒比海海域大量種植甘蔗製糖之前，糖也非常珍貴，珍貴到任何含糖的糕餅都被視為可治療百病的藥物。

隨著歐洲人在加勒比海製糖事業愈形擴大，蔗糖也跟著普及。然後1828年時有位荷蘭人范．豪登（Coenraad Johannes van Houten，1801-1887）找到去除可可脂的方法，讓可可更方便製成粉末，且可可粉更容易溶解於水中，巧克力製作自此有了重大突破，各種成品形式也越來越多樣。糖加上巧克力，這個甜蜜又邪惡的組合迅速在歐洲人的日常飲食中勢如破竹，攻城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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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既然逐漸成為歐洲人飲食內容的要角，自然也會被畫家記錄下來。

靜物畫最早源自古希臘羅馬，比如龐貝城出土的壁畫中便已可見到，到了16世紀時成為繪畫分類中重要的單獨流派，讓許多畫家藉此實驗畫面中物件的各種排列與構圖效果。

17世紀荷蘭靜物畫一直在此中佔據相當地位，不僅數量龐大，從畫中物品象徵和各種宗教隱喻，都讓人得以一窺當時的文化氛圍。不同於荷蘭食物靜物畫裡的成堆食物和器皿通常看似隨意擺放，以營造一種正在用餐的動態感，西班牙靜物畫通常會讓物品整整齊齊排列妥當。這些有趣的對比或許也顯示出，荷蘭以經商貿易的中產階級為主，階級與財富較為平均的社會情境，相較於西班牙仍是君主威權與宗教宰制下階級分明的相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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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在歐洲最早於西班牙開始風行，因此西班牙食物靜物畫之中時常出現巧克力也很合理。被譽為『西班牙卡拉瓦喬』的西班牙巴洛克畫家祖巴蘭（Francisco de Zurbarán，1598-1664）因其出色運用卡拉瓦喬的明暗對照技法和暗色調主義而有此稱號，除了宗教聖徒之外，靜物畫也是其專長主題，《靜物與檸檬、柑橘和玫瑰》（Still-life with Lemons, Oranges and Rose）是他在1633年時作品。

祖巴蘭擅長採用巴洛克藝術中著名的強烈明暗對照方式凸顯主題，但畫風較為嚴謹，缺乏實驗性→猜測應該是個古板的傢伙。他與委拉斯貴茲（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同為西班牙17 世紀藝術黃金時代最重要的兩位畫家。祖巴蘭一輩子沒去過義大利，是否有臨摹過卡拉瓦喬作品也不可知，但卻是終生卻堅守暗色調風格。

《靜物與檸檬、柑橘和玫瑰》堪稱他生涯靜物畫顛峰之作，也是唯一畫家本人在作品上簽名的靜物畫，請努力瞧瞧畫作右下角便可見到。畫面中有一盤檸檬、一籃橘子，上頭點綴幾株柑橘花，另外還有一杯巧克力和一朵粉色玫瑰；為了突顯主題，背景漆黑一片，桌面也使用暗棕色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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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巴蘭以極為細膩寫實方式描繪這些物品：檸檬在熠熠生輝銀盤上反射出的倒影、中間柳條籃的精緻細節和在光亮桌面上的柔美映照，與其他物品大量細節完美呈現。整個畫面的光影技巧可說發揮得淋漓盡致又微妙精準。對比暗調背景和桌面，確實成功突顯了水果的明亮色調。這些出色技藝都可顯示出畫家對於油畫顏料的精深了解和善於運用。

畫面中物件看來彼此不太相關→有人同時喝熱巧克力加檸檬汁嗎？此類主題傳統上可以解釋成對聖母瑪利亞的敬意。以這個角度來看，檸檬可視為真誠，柑橘代表貞潔，玫瑰則象徵神聖之愛。而且畫面構圖分成三部分，也可認為是基督教義中的三位一體。

雖說從宗教角度說來，所有解釋都頗為符合情理：在強光照映下，畫面裡結構單純的物品擺置從陰影中浮顯出來，形成堅定穩固的存在效果，水果也如同雕塑般凝結於空氣中，讓畫作氣氛都神聖莊嚴得像是教堂祭壇畫。像這般從日常事物中看見神的寓意，正好便是西班牙傳統宗教精神。

但實際上從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是祖巴蘭本倫要表達的意圖。

根據後人進行X光照射分析，其實畫家原來還畫了一盤焦糖甜薯（sweet potato，可能類似今日拔絲地瓜），甜薯其實也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才從中南美洲引進的植物；以年代來看，此時甜薯出現在歐洲的時間不過約莫30年左右。這種運用昂貴蔗糖製作的食物在當時絕對是只能由富貴人家拿來品味兼享樂。

所以若純粹使用宗教意涵解釋這幅畫作，可能就太狹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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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顏料底下藏著焦糖地瓜，不妨也可以嘗試以世俗角度觀看。

檸檬因為結實眾多故象徵豐饒多產。籃子裡的柑橘和橙花通常也代表婚姻。熱巧克力加上蜂蜜或蔗糖的甜味在當時很受女性歡迎，而且這杯熱巧克力放在象徵女性的玫瑰花旁邊，暗喻可能是為某位女性準備。因此又可以看成與女性婚姻和家庭生活有關。

另則熱巧克力的出現也說明自從科泰斯征服阿茲特克，帶回可可後，巧克力逐漸成為西班牙人日常飲品，於是這項被我們現代人早已習以為常的甜點，在西班牙靜物畫裡，同時標識著西班牙帝國殖民勢力的狂妄擴張與傲人榮光，更或許也是畫家為祖國殖民志業自豪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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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巧克力了嗎
＃西班牙 ＃巧克力 ＃巴洛克

圖片來源 : Junie Wang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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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憲改？憲法如何影響我？講授於李登輝基金會主辦「憲改青獅營」，淡水，台灣綜合研究院，2017/3/11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及發展學系教授

憲政改造的正當性及必要性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民進黨執政後所主導的第七次憲改（2005），重點在國會減半（由225席減為113席）、區域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復決（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有關於台灣制定新憲法，大致可以從其正當性、以及必要性（可欲性）兩個層面來看。就正當性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是戰後前來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硬塞給台灣人的，因此，不管實質內涵是否適合當前台灣民主體制運作，總是不符Westphalia 條約（1648）以來的普世價值，國家主權屬於老百姓、必須經過「人民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是將人民由君王的臣民提昇為國家的公民，用來掙脫決對王朝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鎖，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先聲。
不過，人民主權雖然也有對外宣示的作用，也就是主權國家平等的意思，出發點是挑戰君主王朝對於國家主權的所有權。一直要等到「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19世紀出現，也就是所有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安排，以擺脫外族的殖民、統治、或是支配。在過去，移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無法回去祖國的失根政權；現在，雖然經過前總統李登輝的本土化、以及意欲將中華民國體制馴化的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畢竟還是借殼上市，而制定台灣新憲法就是台灣人向世人展現行使自決權決心的最便捷的指標。
再來，就新憲的必要性而言，如果我們要將人民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具體實現，必須透過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構，將憲法作為台灣所有住民團結的象徵，也就是以憲法來凝聚我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此時，制憲必須超越對外宣示的階段，還必須兼顧對內多元族群的整合，因此，要同時考量制憲的程序、以及內容能否被大家接受。如此以來，除了傳統的「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原則以外，也就是以憲法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被國家／政府壓制，還必須強調「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如何具體反映在憲法裡頭，也就是承認彼此在認同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揭櫫「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也就是在制定新憲的過程，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應該有義務參與新憲法的制定，如此進行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才能避免民主淪為投票主義、或是讓少數族群擔憂多數暴力。真正能把上述制定新憲的正當性（人民主權、民族自決權）、以及必要性（憲政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共和主義）結合的（圖1），就是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住民是否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下？台灣新憲將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試金石。

憲政體制的分類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也就是聯邦制、以及單一制的分野，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內閣制、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還是合。
在總統制之下（圖2），選民有兩張選票，分別選出總統、以及國會議員；總統、以及國會議員有固定的任期，總統不能解散國會，而國會即使再怎麼不滿意總統，也不能進行倒閣，因為，總統是直接對選民負責、而非對國會負責；為了確保彼此的人員分離，國會議員不能擔任部會首長，除非先辭去議員身分。為了要讓避免權力集中，總統除了擁有行政權，也有一些立法權（否決權）、以及司法權（提名權），同樣地，國會除了擁有立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同意權、罷免權）、以及司法權（同意權），最高法院除了擁有司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彈劾權）、以及立法權（違憲審查權）；總之，除了說是要維持司法部門的獨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牽制，以便達到相互平衡的目的。

在內閣制之下（圖3），選民只有一張票來選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推舉總理／首相；經過虛尊的國家元首（君王、或是總統）任命之後，最為最高行政首長的總理銜命組閣。此時，總理以兩種方式對國會負責：就形式上而言，總理所領導的政黨必須在國會獲得過半以上的席次，要不然，就必須籌組聯合內閣；就程序上而言，如果國會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發動不信任案，要求總理下台；不過，總理也可以訴之民意，動手解散桀傲不馴的國會，要求重新舉行國會議員改選。由於是權力合一，國會的主導權在於執政黨所操控的內閣，在野黨只能祈求下回大選增加席次；為了要確保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部會首長必須先具備有國會議員的身分，否則，必須透過補選取得。
在雙首長制之下（圖4），選民有兩張票，除了可以選舉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又可以選舉總統；比較特別的是總理的產生方式，除了說是由國會議員推舉，還必須由總統來任命。雙首長制在學術上稱為「半總統制」，意思是說比較傾向於總統制；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以及總統所署的政黨在國會席次，雙首長制的總統在運作上可能是具有強勢的支配性（法、俄）、必須與總理分享權力（芬、葡）、或是淪為弱勢的虛尊元首（奧、愛）（圖5）。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總統制與內閣制有「雙元正當性」、以及「單元正當性」的差別，不過，兩者至少還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單一行政權」；然而，在雙首長制之下，在制度設計的精神上就有「雙元行政」的本質，也就是說，政黨體系、以及政黨組織會影響行政權的分配。以目前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來看（圖5），首先，總統權力的多寡端賴執政黨是否能掌有國會的優勢，如果是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到目前為止的做法，是由總統任命國會最大黨的黨魁為總理，也就是所為的「左右共治」，也有人稱之為「自動換軌制」。即使執政黨是國會最大的黨、卻沒有取得過半席次，此時，總統必須找自己的人馬組聯合內閣：如果執政聯盟的夥伴勢均力敵，也就是所謂的「對稱結盟」，總統對於內閣中的友黨比較能言聽計從；相對地，如果聯合內閣的小老弟只有少許席次，也就是「不對稱結盟」，總統比較膽敢強勢主導。即使總統能因為衣尾效果而讓執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他的實質權力還要看黨內是否派系傾軋、還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由此可見，雙首長制的最大特色是雙元行政的權力歸屬不確定，還必須決定於外在的非制度性因素，不像總統制的行政權歸總統、或是內閣制的行政權歸總理，沒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憲政體制的選擇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似乎是內閣制比較適合民主發展，而總統制則比較容易走向威權、或是獨裁政權。乍看之下，這樣的印象式論斷好像言之成理，特別是由國人熟悉的民主國家來看，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只有美國，採取內閣制的國家至少有英國、德國、以及日本，而採取雙首長制的國家只有法國。儘管如此，實證上未必獲得同樣的支持，以三波民主化的憲政發展軌跡來看，三種憲政體制被青睞的機率幾乎是不相上下；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除了君主立憲國家（西歐、北歐）、以及前英國的殖民地（非、亞、加勒比海）以外，選擇總統制、或是雙首長制的國家遠超過內閣制，特別是在東歐民主化的過程，至少有一半的國家採行不同形式的雙首長制；在這節骨眼，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學理上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的憲政體制選擇。
在政治學裡頭有關民主化的文獻，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劣，有過兩波激烈的辯論。Linz與Valenzuela（1994）認為，總統制除了有「雙元民主正當性」、以及「贏者全拿」的特色以外，由於任期固定而造成體制僵硬，如果總統因為政黨體系零碎而無法掌控國會的情況下，尤其是出現所謂的「分裂政府」之際，朝野之間的角力反映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甚至於總統動彈不得，在相互推諉下，選民不知要找誰負責，又因為缺乏解散國會／倒閣等機制作為解套的安全閥只有訴諸於體制外的力量來打破政治僵局，譬如軍事政變；而拉丁美洲國家在1970年代的民主政權崩潰，往往被視為總統制運作失敗的例子，特別是阿葉徳（Salvador Allende）擔任總統之下的智利。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則認為，由於除了貝里斯是前英國屬地以外，拉丁美洲國家並沒有其他採取內閣制的例子，因此，沒有辦法證明究竟是總統制的制度性缺陷，導致這些國家在1960、1970年代的動亂；事實上，在同一時期，採取內閣制的國家也有希臘、以及土耳其的民主崩潰，而西班牙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回復民主，更不用說民主政治曇花一現的緬甸、肯亞、以及索馬利亞在獨立後都採行內閣制；如果把考察的時間往前推移，在1920、1930年代出現民主崩潰的歐洲國家，除了德國以外，諸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是採行內閣制。他們懷疑，即使當年智利採取內閣制，聯合政府也未必能幫阿葉徳逃過一劫。再者，他們認為研究者如果沒有辦法抽離其他「背景條件」對民主的影響，譬如所得水準、人口多少／族群組成單純、以及英國殖民傳統（憲政體制以外的政治制度、文官體制、以及地主是否掌控國家機器），那麼，所謂內閣制比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因果關係是假性的。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甚至於認為這些所謂總統制的缺陷，其實就是總統制的優點。首先，他們認為在總統制之下，選民有兩張票，分別選總統、以及國會議員，可以說有多一種選擇的機會，尤其是萬一擔心行政權獨大之際，可以進行分裂投票。再來，由於選民直接票選總統，由根據政績來決定是否賦予連任，責任清楚，不像在內閣制之下，選民只選國會議員，對於總理沒有約束力，尤其是在選後組成聯合政府，政策妥協未必符合支持者的授權。此外，由於國會議員選舉並不完全決定於總統的母雞帶小雞效應，國會議員在立法上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度，國會才有可能制衡總統。儘管總統制因為總統任期固定、總統無法像總理可以解散國會、可能造成政治僵局，或是因為總統無法順利取得多數立法聯盟、容易出現弱勢行政，然而，即使面對在野黨在國會的牽制，政局至少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尤其是民心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領導者之際，不用擔心因為政府更替頻仍而造成人去政亡。至於「整碗捧去」的指控，其實，在內閣制之下，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佔有優勢、不用仰賴友黨的奧援，根本就不用作任何妥協性的分配，特別是在黨紀堅強之際；相對地，一個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他可以壓制黨內的異議，以超越黨派的人事、或是資源分享來形成執政聯盟。
總之，決定民主制度出現、以及其維持、或是崩潰的因素，包含制度性、以及非制度性因素（Frye, 2002）`；而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間，彼此也有可能相互影響（圖6）。因此，當我們在從事憲政體制選擇之際，必須考察，究竟民主體制的出現，是否完全決定於憲政體制的差別；同時，民主體制的崩解，是否肇因於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究竟憲政體制的選擇，是否有助於其他目標的追求，特別是國家定位的確立、以及族群分歧的化解，也就是說，在思考如何進行國家制度打造之際，必須同時考慮是否能有助於國家的肇建、以及民族的塑造。

憲改的展望
由1980年代到在二十世紀，海外到島內興起第一波制憲運動，應該有二十部上下台灣憲法草案，百花齊放，包括總統制、及內閣制都有；鄭南榕就是因為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憲草，最後引火自焚。民進黨執政期間，陳水扁總統在2003年誓言2006年催生台灣新憲，連任後積極推動，相關部會配合研議專章，民進黨政策會銜命推出總統制、及內閣制兩個版本，號稱中華民國「第三共和」。另外，民間的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經過一年半的研議，也提出兩個版本供選擇，代表由下而上的參與。
如果暫且不提憲改的方式，我們有三項基本課題。首先是菁英們必須相互說服，到底目前的憲法出在哪裡，特別是窒礙難行到必須通盤翻修、而非補破網就好。對於本土派而言，制訂新憲的最大共識是中華民國憲法並非我們自己定的，這樣的理由畢竟不夠充分，畢竟，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過程，已經透過七次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漸進式的調整，當時一定有其特定的時空、以及政治角力及結盟。此番，昨是今非，到底是要擘劃一部可以適合民主鞏固、還是民主轉型的憲法，恐怕還是必須經過一番辯證。
換句話說，到底是車子不好（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太菜（新手上路）、路況顛簸（國民黨黨產）、還是天候不佳（政治素養），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接著是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有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坦誠而言，我們目前看到的改革不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於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沒有藥到命除，已屬萬幸。或許，政治菁英爾虞我詐，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然而，學界未能本著專業良心、投懷送抱，把自己當作熱炒一百店的炒手，也是不可原諒的幫兇。總之，果真老車破舊不堪，我們也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究竟這部新車是市區上下班、跑新竹科學園區通勤、還是週末家人出去遊山玩水用的？
接著是憲法的文本，基本上包括憲政體制、以及人民權利兩大部分。就憲政體制而言，除了中央政府體制，我們多年來只著重行政區域重劃，拼拼湊湊，往往忽略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到底現有的單一體制就好、還是有採取聯邦制的必要性？透天厝、公寓、大廈、還是別墅，功能不同，把大方向決定了，接下來才知道要用鋼樑、還是傳統的鋼筋就好。如果不能先釐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只是籠統的宣示地方自治，當然會頭重腳輕、諸侯爭霸，大家為統籌款吵半天，只看到「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馬太效應肆虐，更不用談合理的國土規劃。
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由於1997年的增修條款，閣揆的任命不再需要國會同意，因此遠離雙首長制。儘管如此，由於國會缺乏調查權，加上預算及立法功能不彰，根本無力制衡總統，因此，與其說目前憲政安排為所謂的超級大總統制，倒不如說國會過於積弱，不算是真正的總統制；表面上，立法院被譏為令人生厭的憲政大怪獸，其實，只不過是藉著質詢權修理政務官的紙老虎，很容易被肉桶法案收買。我們必須指出，朝野政黨對於究竟要採取怎麼樣的憲政體制，卻又相當程度的共通點，就是執政的時候贊成總統制、在野之際支持內閣制，都是本位主義，未能替國家的長治久安著想。
如前所述，自從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國際上對於憲政體制至少有兩波實踐，先是1980年代的南歐、及中南美洲，再來是1990年代的中、東歐，學界已經累積相當的文獻，可惜，不管是閉門討論、還是公開的辯論，國內的爭辯多半停留在常識性層次，不能汲取他山之石、也未能作有意義的對話，當然就不會有整合。我們以為，憲法應當是為當代所用、而不是要交給後代子孫，因此，政治菁英此刻應該決定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如果本身都沒有辦法相互說服，把責任丟給一般的老百姓，那是問道於盲，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這時候，我們也必須同步思考選舉制度、以及相關的政黨體系，看要如何與中央政府體制搭配，學理及實務的文獻相當豐富，必須找專家來幫忙整理分享，不是用常識作想當然爾的思考。在三月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公民團體喊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為這回的憲政改造現出第一道曙光。
如果暫且不提制憲，目前各種憲改的看法包括國家定位、憲政體制、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權利。就憲政體制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議是九七體制把行政院長當作幕僚長，國會對於總統莫可奈何，因此有不少人主張恢復閣揆的同意權，也就是所謂的「權責相符」，實質上回到雙首長制。姑且不論雙首長的優缺點，當年就有人以這樣的安排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內閣制，必須有更多的辯論輿論述。
中華民國把舉選制度置於憲法規範，莫可奈何。由於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的2005年修憲，區域選舉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並讓選民自行投政黨票（單一選區兩票制），實質的影響就是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特別是台聯、以及親民黨。近年來，包括公民團體在內，主流的看法是將目前的日本式並立制調整為德國式的聯立制、同時將分配政黨比例的門檻由5%降為3%。就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大黨為了取得小黨的背書，應該會釋出善意。
相關的配套是適度增加國會的席次。上回修憲將國會席次由225減為113席，經過將近十年的實際經驗，不管是委員會的運作、還是選民服務，大家應該都有立委粥少僧多、疲於奔命的感覺。然而，由於民間普遍對於立委的表現不好，直覺上反對增加席次；同樣地思維也出現在監察權併入國會，似乎未能獲得民意支持。其實，如果國會職權不變，增加席次是降低每個立委的權力；同樣地，如果要讓國會有效制衡總統，監察權是應該放在立法院，至於立委的素質，應該是把重點在選前提名、以及選後監督，而非削弱國會的職權。
可惜，我們目前看到的說法是為了配合走向內閣制、一些立委必須同時入閣擔任部會首長，因此必須增加酌予增加國會席次。人家是買菜送蔥，現在卻是為了送蔥只好買菜，本末倒置。其實，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國會的席次不外考慮運作效率、以及選民代表，政治學者的實證歸納是人口數的三次方根，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看，應該是可以有285席。只不過，當年「國會減半運動」轟轟烈烈，敗腎割腰子，昨是今非，好像沒有人拉得下這個臉。
一般而言，憲政變遷要能成功，關鍵在於朝野政黨聯手。國民黨在潰敗之際高喊內閣制，是真是假？士氣正旺的民進黨沒有必要接招，「憲改會議」是虛與委蛇；只不過，萬一弄假成真，人民能接受沒有實權的民選總統嗎？至於由公民團體主張「兩步到位」、在2018年完成「全面憲改」，應該是著眼國會搶灘。整體來看，即使這次修憲有成果，大體還是「白牌車趴趴走」的憲政體制，且戰且走。
我們以為，如果只是純粹站在制憲運動的立場來看，為了要突顯對外的國家定位立場、強調人民主權，也就是以新憲的制定來展現來灣人實踐民族自決權的決心，或許可以不去關心憲政體制的選擇。然而，如果大費周章所獲得的新憲只是舊酒新瓶、未能跳脫現有體制的窠臼，既不能處理當前的治理困境、又不能有助於族群分歧的管理，作為社會運動者，豈不是淪為欺騙社會大眾的廉價代理商？如果政治菁英、以及專家學者都認為老百姓對於憲政體制的選擇缺乏興趣、或是無力判斷，那麼，又如何透過討論來培養負責的公民、以及彼此休戚與共的意識？
自來，台灣人民制憲運動主張總統制，其實，就是認為民選總統可以向世人彰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意志力；此外，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可以抵制黨同伐異、族群分歧、或是階級鬥爭。在摸索民主鞏固的階段，如果讓行政權決定於國會內部的政治結盟，也就是採行內閣制，那麼，缺乏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制衡，政治運作不過反應如何收買國會議員，也就是以國家資源來交換議員選區服務的業績，此時，總理將只不過是廉價的零售商罷了，不會有領導群倫的政治家出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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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提到國人自行開發設計的第一部車，許多人都知道是裕隆汽車出品的飛羚101，該車款在1986年10月25日上市，距今（2016年10月25日）正好30年整，而這部車不但是第一部由國人獨力開發完成的汽車，同時在它新穎的設計理念中，在當時也有著許多獨步世界車壇的創舉，不但對台灣車壇意義深遠，也是我國卓越設計能力的具體表徵。

說到飛羚101的歷史，就不得不提裕隆汽車的發展史；裕隆汽車是在1958年於台北市創立，創辦人嚴慶齡先生本著「發動機救國」的初衷，在當時國民年所得300美元不到的台灣創立了這家汽車製造廠。

裕隆創立初期，以美國 Willys 為藍本，打造吉普車供公家單位及軍方使用，期間嚴慶齡先生也偕同夫人至德國尋求 VW 汽車廠的技術合作支援，無奈德方嫌台灣市場太小並未答應，爾後裕隆才在國產汽車創辦人張國安的引見之下，與剛剛起步的日本日產汽車達成合作協議，開始生產日本人仿自英國 Austin 的青鳥車系。

生產青鳥車系以後，裕隆正式踏入乘用車市場，並且再往後十年間，隨著政府輔導三輪車伕轉業與通過分期付款的法源後，由於計程車的市場需求大增，以及因日後國內經濟起飛使得自用車的需求暴增之機緣，在市場上逐漸站穩了腳步。

然而，日方對於裕隆的技術箝制，並未因為裕隆傑出的銷售成績而有所減輕，再加上後來上任的經濟部長趙耀東（1981至1984年間擔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15任經濟部長）積極推動「大規模小汽車廠」的設置，裕隆開始浮現被孤立的危機。

1979年，政府決定籌設大汽車廠的消息甚囂塵上，1981年前後，裕隆創辦人嚴慶齡先生甫逝世不久，由其夫人吳舜文女士繼續領導裕隆汽車，在當時的經濟部長趙耀東一手主導之下，政府選定日本豐田汽車為大汽車廠合作夥伴的消息已甚囂塵上，此時裕隆受限於日產汽車的束縛，自是無法參與大汽車廠的籌備，不過吳舜文女士並不氣餒，打算自行設立工程中心，不假外人之手獨立開發屬於國人的自製車款。

1980年，時任中央大學工程學院院長朱信先生造訪吳舜文女士，在朱博士的積極遊說之下，吳舜文女士決定由朱信主導，設立裕隆汽車工程中心，並由當年年僅34歲的朱信找來33歲的機械博士林石甫以及34歲的土木博士張哲偉，組成了當年人稱「鐵三角」的黃金組合，準備開始設計第一部由國人主導開發的車款。

1981年8月，裕隆汽車為了避免合作伙伴心生芥蒂，在遠離新店生產基地的龜山設立了裕隆汽車工程中心，這座工程中心在當年吸引了三百名菁英投身於此，固然經驗不足且經費有限，但在大家以「以一當十」的精神下，逐步發展出飛羚的雛形。

也許是社會環境的時空背景不同，當年的裕隆汽車工程中心瀰漫著一股為民族奉獻的強烈使命感，由工程中心會議室牆上懸掛的標語可見一斑。標語是這麼寫的：「These are theirs?」、「Where is ours?」，當年工程中心的三百位工程師們的雄心壯志，迄今依舊令人感動萬分。

經過了五年的辛勤研發，裕隆汽車定投下了三分之一資本額約20億新台幣的巨額資金，第一部由國人主導設計的汽車終於在1986年10月25日正式推出，而這天也正好是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光復紀念日，顯得格外意義非凡。

在上市之前，為了炒熱第一部國人自製車款的知名度，裕隆汽車決定在1985年底至1986年初舉辦了一個命名活動，公開徵求研發中車款「X-101」的正式中文車名。

該活動是由國華廣告操作，採用公開徵名的方式，所有命名信件均匯集至該公司，由該公司召集的評選小組進行評選。當時這個徵名活動的反應格外熱烈，為昭公信，評選小組的成員均為當時的社會賢達，計有沈君山、吳靜吉、徐鍾珮、高希均、柴松林、楊乃藩等在社會上頗受敬重的人士受邀擔任評審委員，並公推柴松林教授為召集人。

命名決選會議於1986年2月2日上午假台北市來來大飯店舉行，全體評審委員出席，評審原則為：「代表中國、富涵義、高格調、迅捷有力、響亮順口、易記、不與任何汽車名字雷同且未登記註冊者、不良聯想者不予考慮、避免使用當代人物之名、台語發音者亦應予考慮」等幾個要點。依上述原則，經評審委員慎重評審後，初選出十個命名：飛羚、神鵰、海東青、萬里青、漢風、萬里達、凌雲、御風、玉龍。

最後雀屏中選之命名為「飛羚」，命名人為居住在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的王淑娟女士，因為她將命名為「飛羚」的理由敘述得最為詳實而深具意義。

命名揭曉記者會在1986年3月9日假台北市福華大飯店舉行，由評審委員召集人柴松林教授主持。柴教授在記者會中說明，參加命名的三萬多件函件中，命名「飛羚」的有55件，命名「神鵰」的也有55件，經全體委員決定，以「飛羚」為名，因為飛羚兩字不論國、台語發音皆順口響亮，且代表中國汽車工業飛躍進步，並象徵X-101汽車為流線、壯麗、迅速之產品，經全體評審委員通過「飛羚」為最佳之命名。

之後，「飛羚」二字由裕隆汽車董事長吳舜文女士親自以書法題字，成為飛羚101車尾正中央最明顯的標誌。

頂著「第一部國人自製車款」的光環，飛羚101儼然成為了媒體寵兒，在媒體密集地報導之下，飛羚101幾乎成了1986年的台灣土地上最受注目的事件與商品，而隨著成功的造勢活動與創新的產品特質，飛羚甫一上市旋即獲得了5000張以上的訂單，堪稱台灣汽車史上，上市銷售極為成功的車款之一。

飛羚101的成功，除了縝密的行銷計畫與第一部自製車款的光環以外，其實創新的產品設計是功不可沒的！

在一片講求方正保守的國產車中，訴求動感流線的飛羚101顯得格外耀眼，無論是充滿跑格的車頭設計，抑或獨步世界車壇的蜂巢式尾燈與五星式鋁合金輪圈，都在在證明了飛羚101獨特的原創性。

此外，在造形上，飛羚101採用了當年車壇最流行的2又1/2廂式設計，也是相當符合時代潮流的；而且從外觀看，飛羚101雖然是傳統的三廂車，但實際上，它的行李廂蓋卻是如同掀背車一般，可以連同後擋風玻璃一同掀起的，所以既滿足了國人喜好三廂車的觀念，又同時擁有掀背車的便利性，放眼世界車壇又是一個先進的創舉。

除了造型以外，飛羚101對於空氣力學也非常注重，根據當年實際至英國 MIRA 實驗室測試的結果，飛羚101的風阻係數只有0.33，而在1987年7月上市的 Fastback 掀背款更低達0.29，不僅在國產車中無人能出其右，甚至直逼當年量產車的世界紀錄。

在數字以外，於外觀的細節上也可見到裕隆工程師的用心，例如與前保險桿一體成型的前下氣霸、於基座開孔的後視鏡，與平貼式的車門把手…等等，在經過30年後回頭看，才知道當年國人的設計理念有多創新。

車艙內部更是飛羚最引人入勝之處，延續外型的運動風格，飛羚的內裝設計亦是十足駕馭導向的。

打開車門，印入眼簾的是兩張視覺效果十足的桶型座椅，十分強調大腿與腰部支撐性的設計，是當年極少見的運動化設計，而多元化的調整功能也是當時僅有的，充分展現此車運動化的定位。

配備上，飛羚101堪稱當時最豪華的車種，即使在今天與市面上販售的大多數車種相比，都還不見得遜色。

以配備最豪華的 GTS 車型而言，其標準配備不但有當年非常少見的四門電動窗、中控鎖、鋁合金輪圈，甚至連多數國產車都沒有的定速裝置、旅程電腦、後座獨立出風口、HUD…等都被列為標配，歌樂甚至為飛羚101獨立開發了一套專屬的多聲道音響主機，搭配當時少見的六喇叭，連音響上都有可書之處。

既然定位為運動化的轎跑車，飛羚101在性能方面也有特別的設定，特別是在操控性方面，雖然懸吊基礎設計源自 Nissan Stanza（即裕隆快得利），但是在裕隆工程中心的重新設計之下，由偏軟調的舒適取向轉為偏向歐式風格的操控取向，研發期間，裕隆更將原型車送往盧森堡的固特異輪胎試車場與日本石橋輪胎試車廠進行測試校調，在盧森堡期間，Corvette 輪胎的測試小組也給予裕隆工程中心甚多操控性校調的意見，讓飛羚101的操控性更上層樓。

在動力上，飛羚101使用源自於吉利青鳥的CA-18引擎，不過為了因應國內的稅制問題，刻意將排氣量由1,809cc修改為1,796cc，並重新命名為CA-18N，最大馬力輸出為97ps/5200rpm，最大扭力則為14.9kgm/3200rpm，變速箱配置為五速手排及三速自排，原廠公佈的極速為190km/h，0~100km/h加速費時11.8秒，其性能表現乃在水準之上。

不過，設計上有許多創新的飛羚101畢竟是台灣車壇的初生之犢，許多構想固然很好，但是缺乏經驗的累積卻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同業間的惡意攻擊，以及裕隆和總經銷國產汽車之間的關係逐漸降溫，造成了飛羚101後期銷售陷入冰點的窘境。

其實，國產汽車和日本日產的關係甚為深厚，再加上長期壟斷裕隆汽車的行銷與服務資源，因此裕隆、國產及日產三方的關係至為微妙；日產對於裕隆汽車亟欲技術自主極為感冒，因此在銷售上往往聯合國產汽車來箝制裕隆，而且國產汽車也仗著自己掌握了裕隆汽車販售與服務通路的優勢，對於裕隆的意見常常不予理會，造成雙方間的摩擦日漸深厚。

最後，飛羚101終究成了壓倒雙方合作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飛羚101產品壽命的最後一年，裕隆和國產終於在1988年因為飛羚101而結束了長達30年的產銷合作關係，而國產汽車為了快速出清庫存的千餘台飛羚101，被迫展開了當時台灣汽車史上最大規模的跳樓大清倉，飛羚101的形象也因此被耗損殆盡。

飛羚101從1986年至1988年的銷售期間，共計銷售16,653部，在1989年則推出局部改良的小改款車型飛羚102，飛羚102在1989至1995年的銷售期間內，共計售出6,925台，整個飛羚車系總共販售23,578台，雖然在國際車壇中並不算多，不過在國產車中也算是銷售數量不少的車款了。

飛羚101在上市一年後，於1987年參加第27屆日本東京車展，這不但是我國汽車廠第一次參加國際車展，也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參加國際車展的紀錄。

當時裕隆飛羚101參展的位置在外國乘用館的入口處，旁邊是 Porsche，後面是 Alfa Romeo，佔盡地利之便，更與眾多國際重量級品牌並列，當然也引起眾多國際媒體的注目。

在車展中簡短的發表會後，主持發表會的朱信博士被外國媒體重重包圍，許多外國媒體也紛紛報導這部來自台灣的嶄新車種。
會場展示兩部飛羚，一部是紅色的三廂GTS，另有一部則是當時甫上市的兩廂GTF，許多外國媒體對於飛羚出色的外型與先進的配備及設計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裕隆的第一部自主車款便能有此成績更是感到相當訝異，足見飛羚設計的前瞻之處。

飛羚101打從設計之初，即是以外銷為主要目的，因此在安全性上特別講究，在研發末期，裕隆更將實車送至英國 MIRA 進行一系列的安全性測試，測試結果證明飛羚已經符合歐洲ECE的安全規範。

而為了符合美國法規的規範，飛羚全車系使用國產車中少見的美規大尺寸保險桿，在後保險桿側面也有側定位燈的預留孔位，而根據英國 MIRA 的測試結果，飛羚不僅符合歐洲 ECE 法規，安全性也符合美國的 FMVSS 法規，如果當年飛羚要外銷美國，只需依照美國法規將燈具和擋風玻璃改為膠合玻璃，並通過5萬公里的廢氣測試即可。

不過，受限於種種主客觀的因素，飛羚101終究沒能完成外銷國外的使命，直到1991年，由飛羚101改款而來的飛羚102，才順利外銷荷蘭。

外銷荷蘭的歐規車型和國產車有許多細微的地方有所差異，其差異大致如下：

1. 定速及超速警告開關組是用101的英文字版本
2. 天線採用後來精兵601採用的車頂中置式天線（乃基於對外零件報價的成本問題，因為這種天線極少故障又便宜），故其右前葉子板並無天線孔及電動天線。
3. 儀表板為101 SD的零件，中央設置綠色 LED 時鐘，但沒有102內銷版本的電壓表和機油壓力表。
4. 後視鏡與精兵601相同，為可摺式設計。
5. 因應歐洲法規要求，於後保險桿追加後霧燈。
6. 車尾中央的飾燈組由中文的飛羚字樣改成英文的 FEELING，而行李廂蓋上的型號標示為 YUE LOONG 1.8 LSX 以及 1.8 S。
7. 音響為101 SD配置的型號，較內銷版本陽春。

很可惜地，這批飛羚102到了荷蘭以後，當地經銷商卻以部分品質問題拒絕驗收，結果只好整批賣斷給一家俄羅斯的貿易商，因此這些飛羚102最終落腳在俄羅斯。據裕隆老員工表示，因為裕隆在俄羅斯並無經銷商，所以俄羅斯人只好自行改修部分零件（如小燈），甚至還有人寫信回裕隆，稱讚這批車很耐用，想要向裕隆購買零件。

除了外銷荷蘭之後轉運俄羅斯之外，在外銷荷蘭之前，為了測試歐規版本的耐久性，裕隆汽車曾經運了幾部飛羚102至中國大陸測試，測試完畢後並參加了當地的長春車展，在車展中大受好評後，便將這些車直接在大陸轉賣，因此在中國大陸也有機會見到飛羚102的蹤跡。

最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在一次出訪中美洲的行程中，也帶了一部飛羚102作為「伴手禮」，致贈給當時的哥斯大黎加總統喀德榮，雖然只有一部，也算是讓飛羚登陸了中南美洲。

影片與文字資料提供：裕隆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