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關公戰秦瓊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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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靜儀】「831」暴動真的是歷史性的一刻?議事堂2020.11.02 16:01

文：龔靜儀

自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判處8位涉及2019年8月31日暴動案件的被告無罪釋放後， 公眾多月來熱衷談論水佳麗及何俊堯兩位裁判官的判案手法，突然地在一剎那間，便迅速地冷卻下來。 取而代之的城中熱門話題，便是公眾對陳虹秀等8位被告先後獲沈小民法官判處無罪釋放的不明所以。

在沈小民區域法官的判詞中，對於2019年8月31日的暴動案，有以下描述：「對於某些人而言，或許這是難得的歷史時刻，本席不排除當中確實有人希望到來見證這一切，說他們愚蠢也好，他們當然明白要承受一定的風險。若他們不希望被人誤為暴動者，因而遮蓋容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帶備防護裝備(豬嘴防毒面具、口罩眼罩等)也無可厚非，遇到催淚煙可有點保護；不能保證不會遇到暴力場面，手套或其他保護裝備也能發揮一定保護作用。」

判詞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沈小民區域法院法官竟將831暴動形容為「歷史時刻」！ 詞語一般可被分為三類，分別是「褒義詞」、「貶義詞」及「中性詞」。 「歷史時刻」一般均會被理解為一個「褒義詞」， 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 香港特區歷史上的歷史時刻，當然首推1997年的主權回歸。

831暴動案中的爭議點，並不在於當天在案發現場是否發生過暴動情況， 而是是否有足夠證據去證明一眾被告之出現於案發現場，是因為他們有份參與當天的暴動？ 無庸置疑的，暴動罪是違反香港的現行法例的嚴重罪行， 法庭現竟將之形容為「歷史一刻」， 更表示不能排除有人是希望到暴動現場去見證這一刻， 如此言論絕對等同公然將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提升至與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大陸相提並論，令兩者得以「並駕齊驅」。 事實上，對於任何違法行為，法庭也絕不應該用任何「褒義詞」去對其「歌功頌德」。任何法官在庭上所言，或出現在其判詞的說話，均有機會令不少公眾人士深信不疑，故會對其思想、行事等各方面，構成一定甚至極大程度的影響。因此，作為法官，在任何情況，也必須小心慎言。於書寫判詞之時，更絕不能展示任何政治立場，用詞方面，也必須務求百分百地做到客觀、持平。

到底有哪些人會認為這類暴動事件可被視為「歷史一刻」？ 這當然是那些黃絲「港獨」分子。 每次暴動的成因， 都是這班自私自利的人，以追求所謂的「民主、自由」為名， 而不惜使用各式各樣的非法及暴力手段，以所謂「違法達義」的方式，運用「顏色革命」的一貫慣用手法，去破壞香港的經濟和普羅大眾的正常生活， 「綁架」全香港市民， 企圖脅迫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就範， 藉詞爭取所謂的「五大訴求」， 與外國及境外勢力裏應外合，從而掠奪香港的管治權， 及達到「港獨」的目的。 任何人士如將暴動等的違法行為強行提升至「歷史一刻」之層面， 其背後原因值得令人反思。

作者為執業大律師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責編： CK Li

< 關羽為何要入川鬥馬超？｜武聖關羽｜13 >

建安十三年（208年），劉備孫權聯盟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劉備取得荊南四郡（長沙、零陵、武陵、桂陽），拜關羽為元勳，受封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此時襄陽仍為曹操實際控制，由樂進駐守，所以關羽駐於江北。諸葛亮與關羽共同鎮守荊州。

建安十八年（213年），劉備與劉璋決裂，攻打雒城時，軍師龐統中流矢身亡，劉備乃召張飛、趙雲、諸葛亮入川支援，荊州只留關羽駐守。

雒城圍困近一年才被攻克，劉備乃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共圍成都。當時馬超正在漢中依附張魯。馬超向張魯借兵，打算反攻涼州。馬超領兵圍攻祁山三十天，未能攻下，隨後夏侯淵派張郃引援兵趕到，馬超撤軍回了漢中。張魯的部下楊白等因為害怕馬超的才能，想要加害于他，馬超逃入氐中。劉備於是派李恢說降馬超。

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劉備聽說馬超要來投，高興的說道：「我得到益州了！」於是派人去迎接馬超，且偷偷把自己的一支軍隊給馬超，讓馬超率兵合圍成都。馬超率領兵馬徑直到成都，屯兵於城北，城中所有人都因為馬超威名而驚恐，不到十天的時間，成都軍民就崩潰了，劉璋隨即開城投降。

劉備派簡雍勸降劉璋後，遂領益州牧，以關羽董督荊州事。並啟用蜀中諸多人才，遷升馬超為平西將軍，並命他總督臨沮軍事，由於劉備無法追封馬超更高爵位，馬超的爵位還是之前的都亭侯。

關羽聽說馬超歸降劉備，但對馬超並不是很瞭解，於是便寫信給諸葛亮，詢問馬超武藝才幹與誰人可以相比。諸葛亮知道關羽的性格，於是回信答道：「馬孟起（馬超）文武兼備，勇猛超群，不愧一代人傑，是英布、彭越一類的人物，可與張飛並駕齊驅，但不及美髯公超凡出眾、卓爾不群。」關羽看了諸葛亮的回信後十分高興，還把它交給賓客幕僚們傳閱。

《三國志·關羽傳》中的記載原文：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比誰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關羽為何作書給諸葛亮，詢問馬超的武藝人品？暗示要入川與馬超比武？

有人認為是因為關羽驕橫跋扈、忌賢妒能、不能容人。理由是原文中講「亮知羽護前」。「護前」是什麼意思？詞典中有2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護短，袒護以前的過失，不肯認錯。因為這段話出現的語境是關羽在詢問諸葛亮，並非為某件事進行解釋，何來護短一說，這一解釋與此語境不符，可以忽略。

另一種解釋是：爭強好勝，爭先居前。這種解釋有一定的合理性。爭強好勝是許多武將的性格特點，遇到高手技癢難忍，總想分個高下，自古及今，這類的武將比比皆是。

如《三國志·朱桓傳》記載：「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

說的是，吳國名將朱桓性格好勇爭先，恥於落在人後，每次臨陣對敵交戰，受到節制約束不得自由時，他就動輒發怒激憤。然而他輕財好義，且強記能力好，與人見過一面，幾十年不會忘記，他的部下萬余人，他們的妻小他都認識。他愛惜養護官兵，贍護他們的親屬，俸祿財貨，都與他們共同分享。及至朱桓病重，全軍憂傷悲戚。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說，「朱桓以勇烈著聞。」
元代大儒郝經雲：「朱桓以膽勇稱，隱然敵國有古大將之風。」

這與史書對於關羽的評價也有幾分相似，如傅玄稱關羽「勇而有義」、魏謀臣程昱等鹹稱羽「萬人之敵，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三國志》作者陳壽稱「為世虎臣，有國士之風」。

由此可見，「護前，恥為人下」只是眾多武將共有的性格特點，在冷兵器時代，身先士卒、奮勇爭先也是武將勇烈、建功立業的重要因素，豈能將性格的特點與忌才妒能的品行混為一談？


南懷瑾在《武聖關壯繆遺跡圖志》序也對此做過解釋：

後之論者，據傳所謂「亮知羽護前」一語，謂公有忌才之嫌。複以「省書大悅，以示賓客」，量其器度之不廣。殊不知公與劉先主，崛起草莽，世途之辛苦艱難，人情誠偽莫測，備嘗備知。方其獨當一面，威負重鎮，乍聞西陲降將，而又非創業故舊，衡之國策，豈可不有此一問，以定全面戰略之機，何忌之有？至於傳稱「亮知羽護前」者，蓋謂諸葛亮深知公情重故舊，嫌疑新降之意，故以老友輕鬆遊戲之筆，以釋其疑。書稱「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足以見諸葛孔明與公情誼之親切，故出之於戲言之句，因之而有公之「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之舉。實非器局狹小之態，洵為君臣朋友相得無間之情事。倘徒依文解義，不究其微言之妙，則其誣也，固亦當然矣！

況且，劉備剛剛西定益州，關羽肩負董督荊州大小事務的重任，又怎能因為一時逞強好勝而置軍國重任於不顧呢？這與歷史上關羽熟讀《左傳》，深明春秋義理的風格也相違背。

翻查裴松之注引用的一段文章，似乎可見端倪。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這段話是說，馬超投降劉備之後，劉備對馬超非常厚待。但馬超卻對劉備絲毫不顧及君臣之禮，當著劉備的面還常稱呼劉備的字。這讓恪守禮義，早年間也曾「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的關羽非常生氣。於是與張飛定下計策，在第二天大會上，杖刀立直，馬超大驚，果然就此收斂。

雖然裴松之對這段故事存有異議，但作為晉時著作郎樂資所撰的《山陽公載記》，對於《三國志》原書所錄史實有很大的補正作用，而且多為信史。所以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馬超雖然「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但同馬超唱過對手戲的人卻有種另一種評價。如因討馬超有功，賜爵關內侯的楊阜曾評價說：「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又說「超強而無義」。如劉璋賬下治中從事的王商也評價說：「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

《典略》也記載：（馬超）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

馬超投靠劉備是窮途來投，形勢所迫，是否真心？是否忠誠？人品如何？尚未可知。且馬超自恃勇力，又是名門之後，當時僅僅四十歲，虎狼之年，血性方剛，假如劉備帳下沒有人能鎮得住馬超，日後必然會留下禍端。而無論從名氣上還是個人戰力上，能夠鎮得住馬超的人非關羽莫屬。所以關羽千里之外，作書與諸葛亮，借言比武或詢問武藝人品，其實正是起到敲山震虎，遠程威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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