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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