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南海泡沫：英國300年前一次金融危機留給後世的遺產

作為現代金融市場的鼻祖之一，英國倫敦股市見證過無數跌宕、狂熱、股災和危機，第一次重大危機發生在300年前，史稱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是一家身份特殊、業務創新的英國海外貿易公司，實際以金融投資為主業，1713年開始在倫敦股市釀出泡沫，1720年春夏南海股價驟升急跌，股市泡沫破裂，觸發政壇動蕩，同時也催生了市場監管、政府行為約束、潛在風險控制等現代金融市場要素的公共討論。後人研究還發現假新聞對泡沫興起和破裂所起的作用。

南海泡沫破裂，當時輿論嘩然，各界群情激昂。政客義正詞嚴地要求展開調查挖出元兇；南海公司董事會成員被批叛國、欺詐，被傳召到議會出席問訊。文人墨客以詩歌、檄文，諷刺漫畫和舞台戲劇抨擊市場和那些被認為的始作俑者。英國財相一度被關押在倫敦塔。

風波最終平息之後，南海泡沫成了金融醜聞的同義詞，逐漸又成為經濟學一個專用名詞，指脫離常規的投資狂潮引發的股價暴漲和暴跌，以及之後的大混亂。

不過，即使到了今天，經濟歷史專家們仍找不到南海泡沫之後經濟陷入長時間衰退或持續低迷的證據。因此，有人認為它就是一樁金融醜聞，因為各種原因，被誇大成傳聞中的危機。

戰爭、股市和販奴

要了解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需要先回顧一下現代金融市場的出現和早期的混沌狀態。

據史料記載，倫敦金融市場的誕生跟1688-1697年那場歐洲大陸上的戰爭有直接關係。那場戰爭被稱為九年戰爭、大同盟戰爭和其他一些名稱。起因是法王路易十四在歐洲大肆擴張版圖，遭荷蘭、瑞典、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英國和西班牙等國結盟抵抗。

為了籌集戰爭資金，英國統治當局從1690年開始在倫敦逐步建立具有現代金融市場元素的證券交易市場，1694年成立了中央銀行 — 英格蘭銀行，發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批國債，並且開始發行匯票，即一種帶有「承諾付款」的代金券。

當時還開始盛行彩票、年金、股份公司、保險公司，以及各式各樣的賺錢理財計劃。歐洲大陸上，荷蘭和法國金融投資業發展迅速，跟倫敦遙相呼應。倫敦金融市場就在這段時間積累了大量財富，不斷壯大。

1713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根據《烏得勒支條約》，英國獲得向西班牙控制的南美洲販運奴隸的權利，每年一船黑奴，為期33年；作為回報，英國允許西班牙進入英國皇家非洲公司控制的非洲西海岸所有的英國致殖民地。

這時，南海公司已經成立兩年。公司全名：大不列顛商人與南海及其他美洲各地通商並促進漁業的公司， 主營業務是海外貿易，股份制。
泡沫興起、膨脹

泡沫背後的真正原因很複雜。

南海公司跟政府做了一筆交易，從政府手裏買斷西班牙南海貿易的合同，然後政府發行的國債都打包交給南海公司管理，每年付利息。

買了國債的人可以把票據拿去折換成南海公司的股票，從政府的債主變成南海公司股東，不再拿債務利息，改拿分紅股息。國債不能買賣，但南海公司的股票可以交易。政府則把自己的債主從無數公眾變成一個，南海公司。

南海公司的創始股東包括財政大臣羅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和一位曾經經營彩票的金融家約翰·布朗特（John Blunt）。布朗特因為創辦南海公司，後來還封了爵位。

南海公司與老牌奴隸貿易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合作，從大西洋向南美運了數千名奴隸，還得到皇家海軍護航。這更加深了公眾對南海公司得到政府撐腰的猜測，因此對它的股票更放心、更熱切。

到1720年夏天，南海公司的股票被高估，帶動大市上漲，其他公司的股價也水漲船高。部分原因是許多新手進入股市盲目從眾，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法國股市崩潰，不少投資資金流入倫敦，助燃了倫敦股市泡沫。

但是，南海公司向股東承諾的南美貿易活動和豐厚利潤始終沒有真正兌現，而公司的行為也越來越像一家銀行，開始借錢給自家股票的潛在投資者，以維持市場需求，推高價格，鞏固泡泡。

史學家愛麗絲·馬普爾斯（Alice Marples）博士指出，當時賣給投資的股票數量是實際可以交易股票數量的一倍多，從新股東手裏得來的錢被用來支付向老股東承諾的高額股息。現在有人形容那就像18世紀的龐茲騙局。

金融泡沫一旦開始膨脹，在一段時間內會迅速吸引更多各式各樣的投資者，包括新手和投機者，股價被迅速哄抬到無法持續的高位，然後遇到最後一根稻草，或因為某個偶然契機，開始暴跌。南海公司的股票從1719年到1720年底，股價飆升10倍，於1720年8月觸頂，然後斷崖式跌落，到年底跌破初始價。

當時的人們沒見過這種驚心動魄的跌宕。

狂歡盛宴結束

據一位古物和自然哲學家威廉·斯托克利（William Stukeley）在《艾薩克·牛頓爵士的回憶錄》（1752年）所述，1720年9月，南海公司股價第一次垂直下跌後，「世界正處於極大的困擾之中，成千上萬的家庭被毀」。這次股市崩潰最令人驚駭之處是社會各個層面幾乎無一倖免，投資巨大的精英階層成員和機構受打擊尤其嚴重，包括皇家學會，曾擔任皇家鑄幣廠廠長的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但是，也有幸運、精明的投資者在這幾個月的股市跌宕中找凖時機有所斬獲，比如文具商托馬斯·蓋伊（Thomas Guy）在南海公司股價從峰值跌到一半時出售自己的持股，賺了一大筆，1721年用這筆錢在倫敦泰晤士河邊建了蓋伊醫院（Thomas Guy Hospital），載入史冊。

牽涉面如此之廣的金融災禍，議會不能不展開調查，然後發現內幕交易和貪污賄賂的證據，公司幾個董事受到懲罰，包括位居內閣的高官。他們受到彈劾，私人資產和物業被沒收用來補償投資者，剩下的股份分配給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負責將國債打包給南海公司管理的財相艾斯拉伯（John Aislabe） 被撤職並一度監禁在倫敦塔。

最後，新上任的第一財政大臣羅伯特·沃波勒（Robert Walpole）通過巧妙的政治手段安撫公眾，為王室和金融業止損，而南海公司繼續運營，一直到1853年。

醜聞、危機和假消息

債務證券化、政府官員假公濟私、投資公眾盲從和市場的貪婪、變化莫測，似乎在300年前這場金融泡沫中登場。

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經濟學和經濟史講師海倫·鮑爾（Helen Paul）認為，南海公司泡沫破裂，究其實質應該就是一樁醜聞，雖然社會各階層都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捲入其中，但跟1929年和2008年的股市泡沫破裂導致世界經濟危機不同，之所以被如此重墨渲染成金融史上第一次重大危機，一個重要原因是假消息橫行，引爆了公眾集體憤怒和道德恐慌，即使公眾對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並不了解。

鮑爾指出，首先，這件事發生在證券市場早期階段。這意味著監管、理論和法規都處於萌芽狀態或者根本還沒影子，財經記者這個概念還沒出現。公眾最容易獲得的相關資訊就是口口相傳的信息，包括無稽之談和陰謀論。

其次，這件事越燃越烈的另一個原因是傳聞投資者可以索賠，補回損失。所以，很多人便誇大自己的虧損。民間流傳的虧損規模跟史料能夠提供證據支持的損失相差極大。

再者，遇到這類影響範圍如此之廣又涉及錢財、股票投資的公共事件，輿情必然洶洶，必然會出現萬夫所指的公敵，而那個年代最容易淪為替罪羊的是外國人和出頭露面、參與金融投資的女性，還有不少宗教團體。

最缺乏的是客觀冷靜的報道和分析，於是醜聞二次發酵。

牛頓項目研究員馬普爾斯博士認為，南海公司的業務包含大量政治元素，這是泡沫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在公眾心目中它的後台幾乎就是政府，而且大量社會頭面人物都加入了這種全新的理財投資活動。

更重要的是，這家公司似乎提供了一條從王公貴族到市井小民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共同「快速致富」之路。當時，從國王到女僕都買了南海公司的股票，交易盛況空前。

有過這種慘痛經歷後，公眾開始意識到市場的複雜性和反覆無常。

馬普爾斯博士指出，南海公司泡沫的破裂，再加上法國和荷蘭等地陸續發生類似的市場風波，把金融投機、新金融投資工具的價值及其風險等新問題擺到公眾眼前，推動了圍繞市場監管的確立、政府行為規範及腐敗風險管控機制的建立的公共辯論。

#歷史 #經濟 #金融 #投資 #貿易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一，過去一日，好努力咁去嘗試記住「#李文亮」呢三個字。唔知係咪因為年紀大，我會記得件事，但未必記得啲人名。十七年前嘅人同事，反而記得好清楚。

二，李文亮，有人話佢係英雄；但好客觀咁睇，佢最初都只係做一個正常人都會做嘅事。嚴格來講，佢甚至唔算係公開啲咩秘密。不過，某神奇國度，是非對錯唔可以用人情常理去解釋。就係咁，李文亮簽咗悔過書，之後，太陽如常升起。

三，由李文亮意外地揭露國家機密，到佢病發身亡，日子短，大家都記得。好冷血，好理性咁睇，其實兩件事本來係冇必然關係。不過，如今李文亮已經成為呢場 #武漢肺炎 嘅歷史一部份。

四，【片】據說，李文亮過身一日，武漢人自發尋晚向窗口外大叫。香港人，對呢個情景應該唔會陌生；記得第一次我響屋企聽到街坊對窗叫「光復香港」，然後對面樓又有人回應「時代革命」，我知道，呢個政府係冇可能同香港人修和，對政府嘅敵視同反抗，將會係新常態。

https://www.facebook.com/Leesimon.hk/videos/1027196844330860/

五，武漢人，湖北人，經歷過呢一疫，會咁睇共產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等等一、二線大城市嘅人民，又會點諗？家陣就只係封武漢湖北，但只要多一個地方要被封，大家自然會擔心下一個會唔會係自己。

六，中共有冇意識到今次可以滅黨？一，定，有。問題係，中共會以乜嘢手段回應。

七，之前寫過，第一件事，一定係「放水」；唔理會有乜嘢反效果，唔理點埋單，唔理，總之短期要個金融體系睇落冇事。

八，更實在嘅挑戰係，供應鏈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亦唔知影響幾耐；呢種世紀級嘅 supply shock ，一定會令消費價格上升。有理由相信，為增加供應，中共一方面會定向開放進口（已經發生），同時補貼消費者（當年家電下鄉個種補貼）。

九，以上，係中短期穩定經濟嘅手段，但兩個長期嘅代價，一係就進一步削弱人民幣國內外嘅購買力，另一個就係令到國家整體嘅債務負擔更大。

十，國家整體嘅債務負擔呢個概念，要解釋下。一般嘅資本主義社會，公私營總有條線，但係中共嘅世界，公同私嘅概念偏偏完全顛倒。明明係公益，就變成官員嘅私利，明明係市場可以有效提供嘅產品同服務，就硬係要畀國企城鎮土豪壟斷。如是者，呢啲公不公私不私嘅結構導致人類史上罕見嘅道德風險同尋租，債務水平本來已經高到好驚人，但今次嘅衝擊，恐怕只會令問題更快浮面。

十一，歷史另一個教訓係，發生革命，必定有經濟觸發點。睇返美國獨立革命，又或者法國大革命，都係有一班有些少經濟基礎，又唔想畀統治者抽重稅嘅中產去支持。當年滿清「壽終正寢」，最後一根稻草，係「保路運動」。

十二，再對上一次庚子年（1900），咪就係所謂嘅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大吉利事咁講，義和拳對比班小粉紅，東南互保同依家嘅封城封省，又何其相似？

十三，東南互保，就係大清裡面班已經掌實權嘅官，尤其係漢人地方大員，例如張之洞、李鴻章等，話中央應該有人假傳聖旨，所以唔同班拳黨發癲，不但唔會同八國聯軍開戰，仲要保持中立。八國聯軍見好就收之後，慈禧仲要多謝呢班地方大員。

十四，不過，每次革命，都必定要社會上層結構出現分裂，先真正成事。太平天國後，清帝國嘅最初嘅核心格局，即係由少數滿人嘅統治大多數漢人，早就名存實亡。社會亂象，只係舞台上嘅配角；真正嘅劇本，係由權力轉移開始。由太平天國促成湘軍洋務運動，再發展成主戰派如林則徐左宗棠等人登場，再演變成北洋軍等等，都係權力資源不斷由滿人轉移到漢人嘅過程。

十四，講開又講，洪秀全又係廣東客家人，康有為、梁啟超甚至孫中山都係廣東人；佢哋有乜特點？就係講北話講得唔好。你估佢哋唔想做官咩？所以任何政權，尤其係呢片土地上嘅政權，多少都要有個儀式，做場戲，畀人相信社會多少都仲有流動性。考試啦，考到就有。但係當個人事任命制度都冇人信，又或者失去咗令多數人有希望嘅功能，社會久不久就出一兩個革命家。香港，係咁；大陸，遲早都係。

十五，即係，要政權改變嘅兩個條件係：（一）社會要有一定經濟，啲中產有要保護嘅嘢；（二）上層結構都出現裂縫，重心開始轉移。

十六，「習近平嘅權力僅次於毛澤東。」吓？每次我聽到呢個講法，都好懷疑講嘅人，係咪好了解近代中國史。當年毛澤東都要搞權鬥，搞到要由社會層面策動文化大革命。某程度上，由三十年代中共都未奪權，到土改到人民公社大躍進到大饑荒，本來中共去到衰無可衰，都已經想唔行條咁極端嘅路。毛澤東當年嘅所作所為，其實係一場政變。政變之後你話毛澤東好大權，但實情係成個政府機器都唔係好運作，權，又有乜用？

十七，配合返以上提出嘅分析框架，由土改到大饑荒，破壞晒民間嘅經濟基礎，是為經濟觸發點。而上層結構，就係老毛同其他人嘅對立。文化大革命，無錯，真係一場革命。

十八，假如毛澤東真係好大權，革命就應該一早將鄧小平之類嘅反動派全部清除。所以，都係個句，一個 dysfunctional 嘅國家，統治者有咩權可言呢？

十九，用毛澤東去比喻習近平，侮辱咗嘅後現代凱撒，我覺得。中國模式無所不能嘛。所以起火神山，要震驚全世界七十億人。中共，係唔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同人講，好彩我哋係專政獨裁，如果唔係點可以咁有效率？

二十，咁叻，唔好用美國藥。唔好笑，我諗如非必要，中共一定係會用自己嘅方法；唔係面嘅問題，而係呢個時候更加要強調共產專政獨裁救大家一命。

廿一，當然，大家點諗，又係另一件事。都係個句，李文亮事件，總要有個了結；我估武漢公安個阿頭，甚至湖北嘅公安阿頭，咩市委書記、市長、省委書記、省長，遲早都要問責。 #Condom

廿二，話說回頭，講返十七年前。我剛剛睇返立法會獨立調查委員會份報告，結論係，累到香港死 299 人，兩大教訓。（一）大陸政府唔講真話，所以當年報告叫政府要更重視 soft intelligence；當然係無做啦？（二）當年陳馮富珍為咗個病叫 SARS 定 SRS ，糾結咗好多日，亦因此冇將個病寫入香港法律141章《檢疫及防疫條例》，令到前線冇辦法有效管理懷疑個案；報告結論係以後點都要以時間為第一考慮。

廿三，十七年前犯嘅錯，完全係一啲教訓都冇內化成制度。大陸講乜，明知係假，都要扮到信十足。甚至你睇，官方點都要叫隻嘢做「新形冠狀病毒肺炎」，係死都唔會叫「武漢肺炎」。你話北京冇落指令？我唔信囉。

廿四，最後，陳馮富珍，去埋世衛做總幹事。呢個世界好黑暗，尤其係同某個獨裁政府有關嘅人同事。我諗大家最低程度可以做嘅，就係保護僅有嘅少少光線，同埋唔好忘記對光明嘅好奇同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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