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周專欄：離地之美

在新書《遺恨》的對談會上，黃念欣問鍾曉陽有沒有聽過「離地」這個詞，知不知道它的意思。鍾曉陽神情無辜地搖了搖頭，黃念欣便取笑她說：「不知道『離地』這個詞便是『離地』的極致。」現場觀眾都笑了出來，連鍾曉陽自己也笑了。之後被問到知不知什麼是「接地氣」，鍾曉陽很敏捷地答：「應該是『離地』的相反吧。」黃念欣也不放過她，說：「你說得出來不是因為你知道，而是因為你聰明。」

當時為什麼會談到「離地」呢？應該是在說《遺恨》中寫到的香港場景，好像山頂豪宅、青山道舊樓、大嶼山長沙沙灘等，扯到了鍾曉陽長年在外地生活，對香港的近貌已經不太清楚。但背後也許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說《遺恨》離地似乎有點奇怪。這部小說寫的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裏面對當時的社會風貌有很仔細的描寫。從深水埗的庶民生活環境，到山頂富豪出入的高級場所，甚至去到如世外桃源一樣的離島小村，感覺都是非常地道和熟悉的。作者在重寫的時候，又加強了寫實的力度，增添了不少那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細節。

可是，我們多少會覺得，這些筆墨都是花在背景上的。在這個極度寫實的背景前面，發生的卻是幾個家族成員之間的小圈子故事。珠寶商黃景嶽一家給人與世隔絕的感覺──日漸荒廢的山頂大宅、單薄的家族人丁、漩渦式內向捲動的恩怨情仇，與大時代的背景相比，格局無疑是狹小的。在種種陰謀和詐騙的核心，包裹着一個愛情故事，也即是鍾曉陽最擅長的題材。黃家小女寶鑽對補習老師于一平的愛情（于後來一度成為了她的姐夫），在種種虛情假意和欲望錯愛的情節中，由始至終都是純真的。這種純度之美，這種美之超越塵俗，也許是整部小說最「離地」的地方。掩卷之後，最教我們留戀的並不是那些爭名逐利的風波，不是那些用心險惡的機關，不是那些齷齪病態的秘史，不是那些獸性爆發的暴力，而是那些戀人間曾經有過的天色、空氣、陽光、雨點、味道和質感。是一些只存在於兩人之間，只屬於兩人的秘密時光。最大的遺恨，不是財富的失落、真相的未明，而是這些至為珍貴的時光的永不復得。純真的情感，必然是離地的。

不過，更為離地的可能是《遺恨》這小說本身，在二零一八年的香港出現的這個事實。或者應該說，當下的香港讀者對一本香港小說、一個香港故事的期許，跟《遺恨》所展現出來的可能有一定落差。我所指的未必是一般讀者，更肯定不是鍾曉陽的長期忠實書迷，而是在近年的氛圍下，對「本土」有特殊的理解和期待的新一代。一部在近年創作，在今天出版的香港小說，如果寫的是八、九十年代的話，「正當」的預期會是關於香港人身份的探索、殖民後期的政治和社會反思、回歸前的焦慮和迷惘等。也就是說，必然是從今天的角度，去發掘回歸前後種種問題的前因後果。就算是等而下之的純粹懷舊，似乎也是個可供把握的着力點。非常奇怪的是，在《遺恨》裏完全找不到這些東西。它是個壓根兒懸空的，不立足於當下的世界的，比西西的「浮城」離地更遠的烏有邦。

問題不能歸咎於鍾曉陽長期生活在美國，不再認識今日的香港。黃碧雲也長居於西班牙，但她的寫作一直緊扣香港的現狀，就算是寫六七暴動的《盧麒之死》，也是從今天的角度出發，引入今昔的對照。所以，黃碧雲是有歷史感的作家。鍾曉陽寫了歷史的背景，但她沒有歷史感。歷史感在這裏的意思是，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從今天理解過去，從理解過去認識和改變今天。鍾曉陽不在乎這個。所以她的家族史和香港史，其實都是個人史、情感史。帶有歷史批判意識的讀者，可能會對《遺恨》不滿意。

不過，我們可別太快以作家對時代的「介入」作判斷。阿倫特在談論班雅明的時候說：「一個時代經常在最不受它影響的人身上留下烙印；他們距離它最遠，也因此承受最大的苦楚。跟普魯斯特、卡夫卡、卡爾．克勞斯一樣，班雅明也是這樣的人。他的姿勢，他聆聽和說話時頭部的傾側，他走動的方式，他的小動作，特別是他談吐的風格，以至於他遣詞用字和造句的形態；最後，他絕對古怪的品味──這一切都是那麼的過時，就好像他是從十九世紀漂流到二十世紀，如同在異域島嶼的海岸上擱淺的一樣。他真的曾經在二十世紀的德國感到自在嗎？我們有理由感到懷疑。」班雅明在逃避納粹德軍追捕時服毒自殺，似乎是個沒有選擇的選擇──他早就不容於世上了。

乍看下，鍾曉陽跟這些時代脫節者何其不同。曾幾何時，鍾曉陽和香港完全同一。就是在那個她筆下的八十、九十年代，她是我們文壇的天之驕女，是代表着香港文學最明亮的可能性的一顆星星。但是，寫下《遺恨傳奇》這部最着力於呈現「香港」的小說之後，她和香港的同一性卻開始剝離了。這當中除了個人因素，也許亦潛藏着某種時代的秘密。她漸漸地跟香港的現實時空錯開。往後多番回歸，其實也只是回到從前，那個永恆的八、九十年代。於是，我們才會覺得，鍾曉陽變得「離地」了。她的那個香港，已經不是今天我們眼中的那個香港了。但這並不是鍾曉陽的問題。我寧可認為，那是我們的問題。不是她不再懂得香港，而是香港不再懂得她了。而損失，只會在我們的一方。

有一個詞彙叫做「情緒勒索」，形容那些無法為自己的負面情緒負責、認為自己受到委屈，而以威脅或利誘的方式轉嫁到他人的身上，企圖掌控他人接受自己的決定，以達到自身目的。
　　
而從歸鄉以來，井伊直親正在做的事情，正是以一介受害者的姿態，並在自兒時建立的竹馬之交上，恣意的勒索小野政次。不但一步一步的將與命運拚搏的小野政次再度推向今川的陣營，同時也將自己送上絕路。
　　
在說小野政次之前，先談談高橋一生吧。這集光看他的演技就是一件非常過癮的事情，把小野政次守護井伊家的決心，逐漸被直親，甚至井伊家的眾人的各式舉動消耗殆盡，高橋一生僅僅利用表情的轉變，一次又一次地把內心的矛盾與衝突展現出來。
　　
不過我認為，在直親歸鄉之前，兩人的嫌隙其實已經存在，而直親的歸鄉只是將兩人加速了兩人的決裂。
　　
「次郎大人似乎不是會站在我的立場，替我思考的人。因為他，我失去了兩次良機。第一次，因為他而讓おとわ出家；第二次，因為他的歸來而讓我失去良緣。我很樂意成為他的同伴，但我也不願做那個什麼好處都沒有的人。」
　　
這場對談，是次郎對於政次的情緒勒索，同時也是戲裡第一次展現出政次心裡真實的想法：為了守護井伊家，我努力地彌補父親政直所造成的傷害，並向眾人證明，小野家對井伊家的忠心。然而到頭來，井伊家終究只是把小野家當作可以隨時捨棄工具。
　　
或許森下佳子有意，也或許是我多想，但是在這集裡面的幾場三人重要對手戲：「次郎夜訪政次」與「直親的兩方案」與最後的「井邊對談」中，次郎與直親提出要求時，不約而同以兒時名「阿鶴」稱呼，而非官銜「但馬」或名字「政次」；相反，政次面對兩人時，分別稱呼「次郎」與「直親」。
　　
不過，當我們把時間往前推一些，在第六集中，當直親與しの的婚事訂下後，政次與直親兩人私下對談，直親是這麼說的：「但馬，你也該思考成親之事了。不管你如何等，おとわ永遠不屬於你。」
　　
有一個慣用句型是這樣說的，「某人只要一開口，就是準備說謊話。」同樣的造樣造句，「直親只要一稱阿鶴，那麼他就是要向政次情緒勒索了。」
　　
在情緒勒索的過程中，勒索者的行為分為三個階段，提出要求、施加壓力與威脅逼迫；被勒索者同樣也會經歷三個階段，表達抗拒、感受壓力與屈服。
　　
對於政次而言，直親在「守護井伊家」的這個大旗下，直接或間接提出各項不合理的要求。一開始政次或許基於情誼與職責，還能夠照單全收。然而當要求越來越多、越來越過分時，甚至守護井伊家已成直親恣意濫用的藉口時，兩人注定從此分道揚鑣。
　　
而在最後，面對了在檢地中被自己出賣卻還是竭盡所能地保護了井伊家的小野政次，直親第一個反應竟是質疑，質問政次要如何使用那本記載正確的川名清單。
　　
「原來我就像是川名的世外桃源，嘴上說有多種要，但遇到危險時，卻是可以毫不考慮地被捨棄的。」
　　
最後面對政次的不滿情緒，直親再度試圖用「守護井伊家」的大旗脅迫，只是從此之後，這樣的勒索似乎不再那麼管用了。
　　
「我覺得政次和我的想法很像，我們都決心不走上和自己父親一樣的道路。」實際上，在情緒勒索中的被害者，往往是最重視這段關係的那個人。然而，將政次逼上政直所走的道路，正是直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