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代表直擊死穴 警方報復式拘捕議員】

「七二一恐襲」發生迄今一年，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港台鏗鏘集近日發佈更多證據顯示警方放任白衣人虐打市民，警黑合謀之說鐵證如山，理應難逃罪責。港人要求追究恐襲責任，而港共政權給予大眾卻是無盡的謊言，與一眾親共喉舌、議員合流，將恐襲扭曲為「兩批政見不同人士互相毆鬥」，更甚是將白衣兇徒描為受害一方，顛倒是非黑白。

作為見證恐襲發生的香港人、元朗區的民意代表，向公眾釐清事實、為受害者討回公道屬應有之義。就此，天水連線欲舉辦以「監警無能，警暴未止，走上街頭，尋找真相」為主題的遊行，以民意逼令政府獨立調查恐襲，卻受警方借疫情打壓。為保護參與的市民，天水連線決定取消活動，改由以元朗區為主的民意代表自發遊行。

濫用防疫條例 打壓集會自由

然而，警方再次濫用防疫條例，以達打壓集會自由之效。一眾民意代表先後在元朗西鐵站及Yoho Mall向傳媒交代遊行最新狀況時，均遭警員以《599G》打斷驅趕及票控，其間警員更曾無故以胡椒噴霧驅散人群，多人包括關俊笙議員、何惠彬議員受到波及。

於下午六時，天水連線四子決定以「四人一組」方式，在不超過限聚令及公安惡法人數限制下遊行，惟到達又新街後，四子再次被包圍，即使向在場警員據理力爭並宣佈停止遊行、呼喊口號後，警方仍在未有合理解釋下以「組織非法集結」罪名拘捕。

天水連線認為一個經已取消、改由十數名民意代表、以四人一組分隔的遊行，警方卻出動數以百計防暴、極緊密的佈防，既不合邏輯，更造成嚴重防疫漏洞，增加傳播風險。反觀早前民建聯周浩鼎亦於最新限聚令推出後，一行四人(不計助手)到美國領事館抗議，不單未見警方譴責，更遑論作出票控。香港警察這些雙重標準的執法、濫告濫捕、諉過他人的手段，再次向全世界證明，他們甘於淪為極權的維穩機器，為求打壓異見不擇手段，「防疫」僅是藉口，一切法例及措施出發點並非「防疫」。

容不下口號和標語 效法中國思想教育

立法會民主派初選新界西「票王」朱凱迪議員及新界東「票后」何桂藍昨天亦有到場，並分別舉起「721，唔見人」的標語，惟隨即被多名防暴上前無合理原因下截查及搜身。而較早時份，兩名舉起「警黑，勾結」的天水連線成員亦同樣遭到警方騷擾，防暴一聲「捉住佢地兩個！」，便粗暴拉扯兩人到一旁截查及搜身接近一小時。

截查期間，警方使出一貫「好警察，壞警察」的手段，先由「壞警察」引起受查人士反感，提供機會予「好警察」上演同情戲碼，獲取信任。據被截查成員透露，當時一部分警員以粗言穢語、恐嚇的態度羞辱二人，另一部分則以溫和的語氣，指稱自己「係中立、無立場，你哋可以有自己睇法」，試圖獲取截查所需以外的資料，包括成員的關係、薪金、人手安排等。隨後更有防暴「思想教育」成員，扭曲七二一恐襲為「黑衣人入侵」元朗在先，「村民逼於無奈」之下反抗，要求成員「明辯是非」，更指四子刻意灌輸錯誤訊息，誤導公眾，市民要學會「獨立思考」。警方的行為顯露出他們的虛怯、無知。若果如「好警察」所言，警方並沒有任何立場、尊重市民的表達意見，如何解釋舉幾塊牌、一個十數人的遊行，會安排大量防暴、裝甲車、水砲車到場，並在過程中多加阻撓？

另一邊廂，Yoho Mall內有人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被警方舉起紫旗警告涉嫌觸犯國家安全法，並威嚇會拘捕呼叫口號的街坊。若果警察口中的泱泱大國會被區區一句口號顛覆、分裂，#這個國家的強大只是一個笑話。顯而易見，一眾民意代表成功擊中要害，警方惱羞成怒，繼而報復式拘捕天水連線四子。

感謝各同道協助 天水連線無言感激

最後，天水連線向一眾參與的民意代表致謝，
(排名不分先後) 包括︰
八鄉朱凱廸 Chu Hoi Dick
岑敖暉 Lester Shum
何桂藍 Gwyneth Ho
麥業成議員
天水圍區國權
屏山南梁德明
洪福陳樹暉 Chan Shu Fai
張可森 Sam Cheung
王百羽 Henry Wong - 王伯
水邊黎國泳Shui Pin Samuel Lai
何惠彬 Ben Ho
石景澄 Shek King Ching
吳玉英．嘉湖南 Ng Yuk Ying Katy
Tommy Cheung 張秀賢
林明恩 林健翔 辦事處
龍門居民 曾錦榮
巫堃泰 Michael Mo
甄霈霖 Lance Yan

感激各同道在極權威脅之下，為代表市民追究「七二一恐襲」。特別感謝何惠彬議員，為保護在場市民而被胡椒噴霧擊中，承受劇烈痛楚；區國權議員更於凌晨時份不眠不休，在警方多次無理拒絕送入私人食物予四子之下，依然願意提供協助，不斷嘗試送入。

天水連線重申，我等必定就「七二一恐襲」追究到底，無論港共如何威嚇、報復式拘捕，絕不畏懼，白衣暴徒、警方、幕後激進親共勢力注定要為恐襲平民負上沉重代價，妄圖篡改歷史、推卸責任、諉過他人，必會遭受香港人全力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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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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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會在書展釀字工房攤位(綜合書刊館1A-D40)有售，簽書會在星期五晚上七點、星期六晚上九點

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

【行憲要先取消一國兩制】

筆者時時都感覺奇怪，筆者說「一國兩制」騙人，是假的，是矛盾而不能統一的，是注定了要失敗的；這是客觀理性的分析，還是源於自己對中共不喜歡的偏見？大多數人一句話就否定「一國兩制」，可能只是基於反共的固執定見。筆者又讀法律又讀哲學，從來長篇大論才有結論，否定「一國兩制」進而認定香港應走向獨立，只是一時情緒嗎？

這些疑惑，筆者時時都有。新世代教育資訊皆遠勝自己一代與上一代，人人耳聰目明，不似我們上一代簡單地歸邊入國共之爭，也不似我們這一代要支持民主就只有一派民主惡勢力可以選擇。想來想去，筆者不放下論政最大的意義不在於反共，或是支持民主，或是爭取獨立。最大的貢獻是在人皆以立場出發的情況下，用我累積了30多年的分析能力去「解惑」，為自己也為新一代解惑，是「自渡」也是「他渡」。

言歸正轉，中共似乎在試探23條立法之時港人的反應會是如何。2003年「七一」轉眼已是14年前的往事，當年筆者是資深評論員，今天還是，但憑反23條踏上政治舞台，風頭一時無兩的梁家傑、余若薇，皆已退隱，溫和泛民還是同一思維，當時的小學一年級學生，今天八成支持香港獨立。中共今天強推23條立法，面對最大問題不是當年也就等同今天泛民的反應，這是完全可預測的；而新世代與港人整體的反應如何？是完全不可預測的。

共官在所謂「國家憲法日」搞了個座談，由官方學者的王振民發表一輪似乎不大能代表官方的意見。筆者當然可以這樣說，30年前王振民在什麼地方，他可以代表今天當權者的一些想法，但無法代表當年的立法原意，所以其意見也是從基本上充滿了謬誤的。就算不研究立法時中共的想法如何，今天他的說法在學術上邏輯上也是無法過關的。無疑權大自然聲大，但不等於道理也大，這倒是很公平。另外兩位香港所謂學者的說法也令人嘆為觀止，要媚共搵口飯吃辛苦，人人明白；學者要去吃這口飯更加不堪，筆者絕不羨慕。

憲法寫明「主權在民」

要行「一國兩制」，就算是中共說了算數的「一國兩制」，也只能依《基本法》辦事。中共憲法要在香港實行，就只能按第31條取消香港的特別行政區及取消香港《基本法》，這是很簡單的邏輯而已。當然共官不需邏輯，但作為法律學者的王振民說話比一個實事求是去辦公的官僚更無法以邏輯理性去說服人，就不能稱職，筆者指官方學者之職。

王振民重申，中國憲法與《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這是對的；《基本法》的權威來自憲法，這也是對的。而他引申為中國憲法毋須透過附件三在港實行，則100%是錯的，是不可行的，也是違反行之有效的運作。王振民治學不嚴邏輯混亂，會被人解讀當成是中共放棄「一國兩制」，造成負面影響，後果非常嚴重，這已經不是王某第一次犯這類錯誤，他寧左勿右，錯誤解讀中央政策已經非第一次，其人法律素質大有問題。

中共八二憲法與《基本法》的不同，不是在小地方，是意識形態到具體制度運作皆天南地北。筆者介紹過，也不介意再另文討論，也不反對知識分子花點時間去讀一讀增加國情的認識；但叫一般香港人特別去學習中共憲法，結果只有一個，由於混亂與矛盾，對中共更反感，更不信「一國兩制」，如此而已。

王振民自我膨脹，說香港應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筆者倒要認真一問，作為懂中國法律的人，筆者不介意在中國法律的研讀方面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振民兄你是共產黨員嗎？我若不知你是否黨員，如何接受你老兄的領導呢？不能靠估吧？怎知你是否冒充中共黨員的騙子呢？

這就是最可笑的地方。中共不敢在港公開領導是中共的責任，王振民怎可指摘港人不願及抗拒共產黨的領導？振民兄的低質素論述的笑話也太大了吧？中共基於複雜的政治理由，黨員從不公開在港活動，筆者倒是理解的，振民你不明白嗎？那就虛心一點接受筆者這位前輩的勸告，回去讀好些法律，增加點智慧及邏輯吧！

這裏順便談點歷史，8年前中聯辦的一位部長郝鐵川到港，他是法學院副院長轉業當官，特意約我交談一次，因為他在八十年代讀過我寫一本叫《中國法制知多少》的小書，知我論政是有中國法律第一代學者的身份。我還保有他送我他寫叫《國家拐點》的書。政治立場以外，學者皆應對知識學問有認真的尊重。筆者今天以長輩的身份告誡王振民，別再胡言亂語，中國崛起對官員的要求日益增加，以閣下的法律能力只適合調到西藏工作了。

拍官員馬屁惟恐不及，還有香港兩位「學者」。劉兆佳認為香港有迫切需要大力推廣、弘揚國家憲法，應增加港人尤其青少年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及對共產及對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認識。作為典型世界仔的香港人，劉兆佳十分靠害中共。《基本法》並無明確寫明民主這權利，但中共憲法是有的，第二條寫明「主權在民」這一原則的。熟讀中共母法後的年輕人在爭民主維權時只會更堅定，更振振有詞。

研究中國憲法逾30年的梁美芬指出，「憲法每條條文均在香港適用」。她的謬誤與誤導，跟王振民一式一樣，也不重複嘲笑她了。梁美芬這類為名利而扭曲知識的人天天活在虛榮與違心的環境中，到她老了失去被利用價值之時，才會明白朋友學生是對她如何評價。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2-12
A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