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旭昇，現任中央通訊社國內新聞中心新北市記者，所跑路線包括文化、圖書、市政、教育、環保、醫藥、衛生、警察、消防和海巡，編採資歷32年。曾在2011、2018獲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2014優質新聞獎優勝、中央社新聞報導攝影獎第一屆的優勝和第二、三屆的佳作。工作之餘以當志工為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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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話，我希望是投石湖水，藉由善的漣漪，讓這個社會慢慢的良善。」身為記者的黃旭昇，在32年的工作生涯中看遍人間世事，不論是天災人禍、悲歡離合，或是各種不公不義，他只願自己的報導能夠照亮幽冥，把良善傳遞出去。他強調，「既然是一輩子可能只做這件事，那麼就要想盡辦法把它做好。」
用媒體發聲幫助弱勢
黃旭昇說自己從小就無法抗拒文字的魔力，小學四、五年級已經開始投稿國語日報，但「長大後才漸漸發現文字可以影響人」。民國77年，他在服完兵役後進入新聞界，開始用筆尖發聲，一晃眼過了32年，人生的三分之一歲月都獻給了這份工作。
從少年到成熟大叔，儘管媒體的大環境已不如以往，記者也常被譏笑是「妓者」或弱智，但他從未想過要轉職或退休，問他為何如此「矢志不渝」？黃旭昇笑笑說，記者的確不是一個賺錢的行業，耗費的時間精力跟所得不一定成正比，「但迷人的是，它可以參與第一線，將訊息告訴大眾，可以利用媒體發聲，幫助弱勢。」
黃旭昇細數工作生涯中印象深刻的幾則報導：例如「拯救流落異鄉的船長」，這位台灣船長因為漁船遭到海盜洗劫，只能流落索羅門群島，想家人但船上的無線電無法呼叫台灣，想回台又沒有錢買油，也找不到船東援助，但透過了他及其他記者的報導，喚起政府單位重視，台灣船東也因輿論壓力，想盡辦法把船長拯救回來，圓滿了整件事。
還有「台裔芬蘭青年尋找生母」，當事人僅憑著一件33年前從台灣穿著抵達芬蘭的小嬰兒服，和嬰兒時期的照片，在人海茫茫中尋找生母，原本是件大海撈針的事，但在黃旭昇及海外同仁連線走訪下，促使了公部門動起來協尋，終於讓分離了33年的母子可以再相聚，這一刻令他激動不已。
在微笑裡看到成就感
他也曾幫助一位住在上海的曾老太太找到父親的舊照。曾老太太的爸爸是抗日名將，在緬甸戰區浴血奮戰有功，當年老將軍參加抗戰時，她年僅八歲，67年的歲月過去，爸爸在腦海裡僅剩模糊影像，她踏遍了美國、新加坡搜尋父親的文物，最後在黃旭昇報導及協助下，找到了老將軍珍貴的黑白照片。而老太太跨海來台看到父親照片，激動又哽咽地喊「這是最珍貴的禮物」的畫面，黃旭昇至今仍難忘懷。
種種的新聞事件，不論是在嘉義檳榔林園裡的長照需求者，在台灣最遠南端部落的長者，甚至幫流浪的無名屍找到回家的路，為身障兒童與朋友辦了歲末溫馨圍爐活動，或前往花蓮強震災區採訪……，這種傳達希望、成就他人，「在別人臉上的微笑看到自己的成就感」，就是他在記者生涯上一直努力不輟的動力。
透過這份工作，黃旭昇也看到這人間許多不公不義的事，秉著為弱勢發聲立場，或許得罪過惡勢力，但也結下更多良緣，例如金門的鳥友、關心生態與文史的工作者、教育崗位兢兢業業的夥伴，大家都在默默扎根，悄悄幫助小農與老農，讓他的眼界因此更廣，也常常從別人的故事中觀照自心，再照亮他人。
努力「揚善」不棄守
黃旭昇在記者的身分上，堅持著「濟弱扶貧」的理想，也一直把這想法落實在工作領域上；但在媒體搶即時、搶點閱率的狀況下，或因立場與角色不同、位階與職權的分別，看法與溝通的誤差，不時跟長官有了些許火花。朋友常勸他說，做好最保守的就是最安全的，或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比較萬無一失；但對他來說，新聞工作若都是先想到如何保護自己，如何不犯錯，如何不觸怒當局，如何維持良好關係，那麼就會失去守門人或吹哨者的角色與天職，這是他不願棄守的底線。
在社會氛圍普遍嗜腥羶的重口味中，「揚善」未必獲得重視，這對於兢兢業業下筆的他難免覺得挫折，但大環境如此，只有積極尋求轉念，而他找到的方法就是利用網路散發出去，或者把訊息分享給同業，透過不同的平台管道讓這些社會微弱的光持續點亮，如此也不違背自己的核心價值。他說，若一直把不好的事情記掛心裡是無濟於事的，達到目的才是最重要。
工作之餘，他也身體力行「揚善」工作，挽袖當起志工，甚至遠赴海外助人，把志工和記者身分融合一起，既療癒了自己、轉化挫折，也可適時發掘新聞素材，實踐自己的信念，「我以一名新聞工作者的身分，時而以旁觀者角色紀錄，時而以參與者角色進入災區報導、深入部落服務，總是角色互換，但『莫忘初衷』的信念只有更強烈，從沒變更過。」
讓美好的事「被看見」
現今社會對媒體價值觀與評價逐漸式微，網路上各式各樣「速食」的爆料和被放大的負面消息，還有人戲稱新聞業是「製造業」，或把記者和狗仔畫上等號，對此，黃旭昇偶爾也有無力感，但他反求諸己，「我常常想自己還能報導什麼？還可以做哪些事？我既然無法改變社會，但至少可以藉著我的職業，讓一些美好『被看見』吧！」
因著這個「被看見」理念，所以他當個「投石者」，報導地方文創產業，傳達「希望」；寫國家交響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以音樂協助弱勢孩童逆轉人生；也報導為偏鄉學子拍畢業紀念冊的攝影師大愛，這些新聞在社會上激起不少漣漪，讓人在負面嗜血及充滿「行車紀錄器」畫面的新聞中還能看到「美好」。
他也常看到一些在社會底層的小民百姓，即使話語權不及有權有勢的人，但仍默默為社會付出，甚至還不求回報，遇到比自己更辛苦的人，縱然本身也需要他人幫助，但依然願意如甘霖般伸出援手，這讓黃旭昇更堅持自己的核心價值，要為這有情人間守護一豆燈火，為自己的內心保有一方淨土。
做點亮幽冥人間的微光
今年，他工作的媒體有5名資深記者放棄新聞戰場，同業間也有不少年輕有衝勁與理想的記者，紛紛轉換跑道或暫時休息、離開媒體圈，不同的媒體平台也轉型因應新媒體時代，媒體的環境轉變，讓他感受良深，但不論環境怎麼變，他仍盼望自己和繼續堅守崗位的同業做點亮幽冥人間的微光，扮演好烏鴉與守門人的角色，護住美好的核心價值。
「人生總是變化無常，無常不知哪一天早到來。人生總是無能改變，知足常樂就是快意人生。若打開心窗，解開心結，煩惱自然就少很多。淡看人間事，瀟灑人間， 缺憾自然就成幸福。祈願人間多一些祥和睿智，多一些正向建議，祈願人間少一些狡猾詭辯，少一些陰溝酸語。」長久的記者生涯，黃旭昇看到了「因為愛，讓小人物能捨，化身為實現願望的菩薩。因為愛，讓小人物有得，內修為豐厚己身的大德。」
人間多情，世間多愛，讓他更想藉由採訪社會的人事物，去關照並傳播這些人一直努力在做的事，冀望大眾都能在他的報導中有所感悟或有些許獲得，「當有機會為長者折枝，不吝伸手，當投石湖水，不斷擴散（闊善），如果不願意當那顆石頭，就當一名手心向下的人或播種的人」，這也是他將邁入「六旬老翁」的心得，持續看下去、寫下去、拍下去，觸動善心，繼續做對的事。

黃旭昇，現任中央通訊社國內新聞中心新北市記者，所跑路線包括文化、圖書、市政、教育、環保、醫藥、衛生、警察、消防和海巡，編採資歷32年。曾在2011、2018獲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2014優質新聞獎優勝、中央社新聞報導攝影獎第一屆的優勝和第二、三屆的佳作。工作之餘以當志工為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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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話，我希望是投石湖水，藉由善的漣漪，讓這個社會慢慢的良善。」身為記者的黃旭昇，在32年的工作生涯中看遍人間世事，不論是天災人禍、悲歡離合，或是各種不公不義，他只願自己的報導能夠照亮幽冥，把良善傳遞出去。他強調，「既然是一輩子可能只做這件事，那麼就要想盡辦法把它做好。」
用媒體發聲幫助弱勢
黃旭昇說自己從小就無法抗拒文字的魔力，小學四、五年級已經開始投稿國語日報，但「長大後才漸漸發現文字可以影響人」。民國77年，他在服完兵役後進入新聞界，開始用筆尖發聲，一晃眼過了32年，人生的三分之一歲月都獻給了這份工作。
從少年到成熟大叔，儘管媒體的大環境已不如以往，記者也常被譏笑是「妓者」或弱智，但他從未想過要轉職或退休，問他為何如此「矢志不渝」？黃旭昇笑笑說，記者的確不是一個賺錢的行業，耗費的時間精力跟所得不一定成正比，「但迷人的是，它可以參與第一線，將訊息告訴大眾，可以利用媒體發聲，幫助弱勢。」
黃旭昇細數工作生涯中印象深刻的幾則報導：例如「拯救流落異鄉的船長」，這位台灣船長因為漁船遭到海盜洗劫，只能流落索羅門群島，想家人但船上的無線電無法呼叫台灣，想回台又沒有錢買油，也找不到船東援助，但透過了他及其他記者的報導，喚起政府單位重視，台灣船東也因輿論壓力，想盡辦法把船長拯救回來，圓滿了整件事。
還有「台裔芬蘭青年尋找生母」，當事人僅憑著一件33年前從台灣穿著抵達芬蘭的小嬰兒服，和嬰兒時期的照片，在人海茫茫中尋找生母，原本是件大海撈針的事，但在黃旭昇及海外同仁連線走訪下，促使了公部門動起來協尋，終於讓分離了33年的母子可以再相聚，這一刻令他激動不已。
在微笑裡看到成就感
他也曾幫助一位住在上海的曾老太太找到父親的舊照。曾老太太的爸爸是抗日名將，在緬甸戰區浴血奮戰有功，當年老將軍參加抗戰時，她年僅八歲，67年的歲月過去，爸爸在腦海裡僅剩模糊影像，她踏遍了美國、新加坡搜尋父親的文物，最後在黃旭昇報導及協助下，找到了老將軍珍貴的黑白照片。而老太太跨海來台看到父親照片，激動又哽咽地喊「這是最珍貴的禮物」的畫面，黃旭昇至今仍難忘懷。
種種的新聞事件，不論是在嘉義檳榔林園裡的長照需求者，在台灣最遠南端部落的長者，甚至幫流浪的無名屍找到回家的路，為身障兒童與朋友辦了歲末溫馨圍爐活動，或前往花蓮強震災區採訪……，這種傳達希望、成就他人，「在別人臉上的微笑看到自己的成就感」，就是他在記者生涯上一直努力不輟的動力。
透過這份工作，黃旭昇也看到這人間許多不公不義的事，秉著為弱勢發聲立場，或許得罪過惡勢力，但也結下更多良緣，例如金門的鳥友、關心生態與文史的工作者、教育崗位兢兢業業的夥伴，大家都在默默扎根，悄悄幫助小農與老農，讓他的眼界因此更廣，也常常從別人的故事中觀照自心，再照亮他人。
努力「揚善」不棄守
黃旭昇在記者的身分上，堅持著「濟弱扶貧」的理想，也一直把這想法落實在工作領域上；但在媒體搶即時、搶點閱率的狀況下，或因立場與角色不同、位階與職權的分別，看法與溝通的誤差，不時跟長官有了些許火花。朋友常勸他說，做好最保守的就是最安全的，或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比較萬無一失；但對他來說，新聞工作若都是先想到如何保護自己，如何不犯錯，如何不觸怒當局，如何維持良好關係，那麼就會失去守門人或吹哨者的角色與天職，這是他不願棄守的底線。
在社會氛圍普遍嗜腥羶的重口味中，「揚善」未必獲得重視，這對於兢兢業業下筆的他難免覺得挫折，但大環境如此，只有積極尋求轉念，而他找到的方法就是利用網路散發出去，或者把訊息分享給同業，透過不同的平台管道讓這些社會微弱的光持續點亮，如此也不違背自己的核心價值。他說，若一直把不好的事情記掛心裡是無濟於事的，達到目的才是最重要。
工作之餘，他也身體力行「揚善」工作，挽袖當起志工，甚至遠赴海外助人，把志工和記者身分融合一起，既療癒了自己、轉化挫折，也可適時發掘新聞素材，實踐自己的信念，「我以一名新聞工作者的身分，時而以旁觀者角色紀錄，時而以參與者角色進入災區報導、深入部落服務，總是角色互換，但『莫忘初衷』的信念只有更強烈，從沒變更過。」
讓美好的事「被看見」
現今社會對媒體價值觀與評價逐漸式微，網路上各式各樣「速食」的爆料和被放大的負面消息，還有人戲稱新聞業是「製造業」，或把記者和狗仔畫上等號，對此，黃旭昇偶爾也有無力感，但他反求諸己，「我常常想自己還能報導什麼？還可以做哪些事？我既然無法改變社會，但至少可以藉著我的職業，讓一些美好『被看見』吧！」
因著這個「被看見」理念，所以他當個「投石者」，報導地方文創產業，傳達「希望」；寫國家交響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以音樂協助弱勢孩童逆轉人生；也報導為偏鄉學子拍畢業紀念冊的攝影師大愛，這些新聞在社會上激起不少漣漪，讓人在負面嗜血及充滿「行車紀錄器」畫面的新聞中還能看到「美好」。
他也常看到一些在社會底層的小民百姓，即使話語權不及有權有勢的人，但仍默默為社會付出，甚至還不求回報，遇到比自己更辛苦的人，縱然本身也需要他人幫助，但依然願意如甘霖般伸出援手，這讓黃旭昇更堅持自己的核心價值，要為這有情人間守護一豆燈火，為自己的內心保有一方淨土。
做點亮幽冥人間的微光
今年，他工作的媒體有5名資深記者放棄新聞戰場，同業間也有不少年輕有衝勁與理想的記者，紛紛轉換跑道或暫時休息、離開媒體圈，不同的媒體平台也轉型因應新媒體時代，媒體的環境轉變，讓他感受良深，但不論環境怎麼變，他仍盼望自己和繼續堅守崗位的同業做點亮幽冥人間的微光，扮演好烏鴉與守門人的角色，護住美好的核心價值。
「人生總是變化無常，無常不知哪一天早到來。人生總是無能改變，知足常樂就是快意人生。若打開心窗，解開心結，煩惱自然就少很多。淡看人間事，瀟灑人間， 缺憾自然就成幸福。祈願人間多一些祥和睿智，多一些正向建議，祈願人間少一些狡猾詭辯，少一些陰溝酸語。」長久的記者生涯，黃旭昇看到了「因為愛，讓小人物能捨，化身為實現願望的菩薩。因為愛，讓小人物有得，內修為豐厚己身的大德。」
人間多情，世間多愛，讓他更想藉由採訪社會的人事物，去關照並傳播這些人一直努力在做的事，冀望大眾都能在他的報導中有所感悟或有些許獲得，「當有機會為長者折枝，不吝伸手，當投石湖水，不斷擴散（闊善），如果不願意當那顆石頭，就當一名手心向下的人或播種的人」，這也是他將邁入「六旬老翁」的心得，持續看下去、寫下去、拍下去，觸動善心，繼續做對的事。

是有些不甘心。這幾天想《師父》裡師娘在陳師父背上說的話：「天津人以本地女子為榮，聽見被休，會罵你不成材。天津女子的好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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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前潘和我有志一同，都不想對著宥儀再複述那些頭銜了，什麼富比世 30 under 30，什麼 Gucci 有史以來最高點閱覽貼文，什麼旅居紐約藝術家，這種台灣之光大敘述的光照見的從來不是他們本人，而是其他人的自卑。為此，我們決定前往宜蘭而非攝影棚，那是小江的現居也是老家。羅東女子的好接不住，訪問沒人讀，是讀者不成材。本來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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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一編輯部有場小會，春節前併到連假前一天開。我們會討論哪篇內容要再推一下，文上了之後有什麼沒料到。宥儀這篇原先的封面是我最愛的，小江走在愛人住處邊的田埂上，身上穿著她說「平常穿去超市」的粉紅氈毛外套，紫色毛線耳罩。大家平常看她頂著藍色頭髮穿豹紋戴羽毛拍照，但她不只是那個樣子的。想讓大家看見江宥儀不披掛武器的樣子。本來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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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想到她開著車，載著我們在宜蘭亂繞的樣子。2018 年她失蹤那次，也是這樣自己開一台車，從紐約逃走。那一年她的作品被《GLAMOUR RUSSIA》抄襲，同時鬱期低迷，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同時期爆出的另一則新聞：一堂課學費一萬九的彩妝師李敏被踢爆資歷造假，自稱在紐約、東京時裝週擔任過首席化妝師的她其實只是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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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宥儀在臉書轉了相關新聞，說了些什麼我忘記了，只記得我們對假贗的藝術家那種同仇敵愾 —— 說是笑他們說謊過了頭，其實也不只，有點是笑自己努力了多久連個說謊的人一半成就都比不上。那也是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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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材的是我。不敢再托大，辜負小江一片誠心和她坦誠以訴的故事，還是換了她在個展開幕那天盛裝出席的樣子。其實沒有什麼比什麼不好，只是我本來太以這篇訪問為榮了。訪問前，心想小江回台這陣子連做十幾場訪問，一定很累很無聊，準備了幾組心理測驗，把訪題藏在裡頭。有一題請請她想像站在森林深處的湖泊邊，望見對岸一隻動物，那是什麼？她說是一隻灰色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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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心理測驗我好像大學時候做過。」她說。我心想好險，我有準備別的，她卻又說自己當時的答案和現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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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剛走進森林的時候遇見的好像是藍色的兔子。現在變成是在湖泊邊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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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唷。這個心裡測驗說在森林遇見的動物是別人眼中的妳，在湖泊對岸看見的動物是內心真正的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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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我們對看，心有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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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告訴她我每次做這個心理測驗，遇見的都是蝴蝶。森林裡是蝴蝶，湖泊對面看見的還是同一隻蝴蝶。這樣是什麼意思？其實什麼占卜星象面相我二十六歲之後一概不問不信。舊年最後一天，為自己土法煉鋼地努力最後一次，亦是為戒：天津人以本地女子為榮，天津女子的好接不住，可也要好好讓別人懂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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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想像自己走進了一片廣袤的沙漠，一個人。走著走著，妳忽然看見前面有個立方體。妳覺得，那個立方體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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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大概，長寬高都三、四公尺左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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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告訴她，這題心理測驗的答案意味著自我意識的大小，她哦了一聲，接著問：但那是在一片很大很大、看不見邊際的沙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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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前，她開著向男友借的車，載我們到距離她們宜蘭住處不遠的一座橋，說這次回台灣，閒暇時就和愛人走這座橋邊的河堤。一邊說，一邊把車子髒話般地停在橋上，「這邊就是這樣，車子停這裡不會有人管，很隨性的。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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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不清南北，她卻清楚地指著堤岸遠處某個方向，說羅東在那裡。她的父親就是羅東人。不過，江宥儀是在北投長大的，自我認同也是台北女生，從小她就很羨慕「那種放假的時候有鄉可以返」的人，卻沒想到因為疫情，從去年三月回來到此刻，是她 2015 年之後待在台灣最久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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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很像《Inception》裡面那台廂型車。在國外我已經打架打那麼久了，回到台灣發現怎麼廂型車還沒掉到橋下。」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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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熱愛自駕，在紐約時車用租的，一個人可以往南開到華盛頓。回台灣，她總是開母親的 Wish，不過今天剛好家裡要用車，只好開口和男友借。談童年，她最早的記憶是怕生，說自己直到五歲才戒掉奶瓶。當哥哥已經在幼稚園裡叱吒風雲，開始上學的她每天一被母親送下車就開始哭，哭到放學母親來把她接走。不得已，母親只好把她交給外公外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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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北投外婆家的江宥儀依舊恐懼分離，外公洗澡的時候她蹲在氣窗旁看守，外公出門的時候她爬上鐵窗，盯著他走到再也看不見的街道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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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頂樓是座宮廟。小時候江宥儀會躺在廟內地上，看飛進刺繡簾子裡的蝙蝠，在窗台上留下糞便。外公會叫：不要躺在這裡，菩薩要騎馬回來了，妳擋到路了。這次回台北辦個展，一半時間在宜蘭，另一半就在這棟北投老家，廟依舊在，只是成了江宥儀的工作室，蝙蝠也已經不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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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創作以前，她就玩紋身貼紙。外婆曾對她說「不要玩那個傷風敗俗的」，想不到江宥儀往後正是以 temporary tattoo 揚名國際，入選富比世 30 Under 30 Asia。自稱物極必反、長大之後到處跑一定是因為小時孤僻，但又提起成名後有次出差到巴賽隆納，工作方提供的飯店房間無比高級，夜裡她卻焦慮地抓著被子，不敢待在床上，把自己塞到床和牆壁的縫隙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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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家的人都是快樂冠軍，一整坨人都充滿愛與溫暖。我算是裡面情緒比較不對勁的。」她長年做心理諮商，在躁期和鬱期之間試著駕駛自己。走紅之後，有兩、三年她甚至無法「在腦中 process 目前在進行什麼事」。2018 年，她在一趟又一趟的航班之間情緒崩潰，決定逃走，又一個人租車、頭也不回地開，開到朋友們在網路上 PO 尋人啟事、開到 NYPD 從她唐人街的租屋破窗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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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疫情對我們這種蹦蹦蹦的人而言，是個很好的藉口。在紐約，很多人是沒有勇氣休息的。」嘴上說蹦蹦蹦，右手也用力往左手打三下，BPM 180，這是江宥儀所謂「紐約做事的節奏」，本來也內化成她的節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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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灣選擇待宜蘭，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吧，很遠離城市，溫度、濕度都是以前熟悉的。我覺得，盡可能減少各種接觸的時候，自己離自己比較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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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繼續向前走近，妳慢慢看見了立方體的全貌。它是什麼材質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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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金屬，上面拋光但是沒有到鏡面的程度。有點像最近在世界各地出現的神祕金屬柱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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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方體旁邊，放著一道梯子。妳覺得，那是一道什麼樣的梯子？多長，有多少階？它和立方體的距離大概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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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就一般那種在裝潢的時候會看到的，很 rough 的梯子。我的展場也有看到的那種。和立方體距離很近啊，感覺爬上去之後就可以直接對立方體做些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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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她不相信渾身正能量的人。無數朋友來來去去，至交只有三、四個，稱其為「愛人朋友」。她覺得自己就像他們：敏感，糾結，內心有尚未梳理的掙扎。這樣的性格在家中是異類，「我媽就是個完全沒有黑暗面的人欸。我後來發現我身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我和我媽的關係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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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體的材質暗示性格的質地，而一旁的梯子是與朋友的關係。一路上，江宥儀不只一次用「市井小民」來形容自己的出身：受僱日商公司的父親、身為業務的母親、在市場賣甜不辣的阿祖、在鐵道旁堆石頭，方便居民橫越鐵軌抵達田埂的祖父。即便如此，雙親卻堅持定期帶兄妹倆出國旅行，看看世界。一直到高中，江宥儀放學後都還會到畫室。那畫室也沒有特別創意發想藝術，有點像是安親，不同年齡的人在教室裡做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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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宥儀的事情是畫畫。在那裡，她接觸到法國藝術家 Niki de Saint Phalle 的作品，照著描，喜歡上頭千軍萬馬的顏色。後來在紐約，江宥儀最經典的那頭藍髮的藍，也像是 Niki de Saint Phalle 畫裡會用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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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實踐念服裝設計，是她第一次覺得自己平凡。同學們奼紫嫣紅，有底子，有錢，在班上江宥儀自覺是個「性格充滿缺陷的雙魚座」。那時她景仰一位同樣是雙魚座的老師，那老師做事條理分明、幹練成熟。江宥儀問她，該怎麽做才可以變得像她一樣？老師回答：「妳以後也會慢慢變成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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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上，很多事情顯得理所當然，例如當模特兒。直到大學才敢一個人睡、還必須開燈的江宥儀，因為身高夠，常在同學的作品裡當 model。關於被拍攝、裸露、展示自己，她是在那時才開始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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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直到那時候我才釐清對於裸露的感受，不再拘泥於定義上的道德，相信性感、淫蕩或不體面，跟裸露這個行為本身都沒有關係。」最早最早，掌鏡的都是朋友，拍裸體照算有個相對放心的開始。再後來畢業，她又找了其他畫室去作人體素描模特，漸漸覺得身體被觀看是件「還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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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她是被擔任模特兒的經驗打開的。「原生家庭會決定妳一開始的眼界，讓妳不知道很多事情，到了二十多歲才漸漸曉得。小時候不會覺得自己比父母更聰明，但到了某個時間點，真的發現自己比他們更知道什麼正在 go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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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宥儀開始使用 Tumblr 的時候，那裡還只是一個僅有英文介面的小眾社交平台，不過也已經具有延續至今的特徵：不靠演算法決定動態牆內容、不強烈將作品與個人身份聯繫，藉由與 Facebook 的「分享」性質稍有不同的「轉格」，讓即使沒有社交關係聯繫的創作者也容易被群眾分享而看見，沖淡「創作源頭」對一件作品的影響力。她看上它「創作大於個人」的特性，開始把自己的作品發表在那裡。「那是對創作滿友善的地方，不像現在很多是賣臉、賣優越感。」她也喜歡 Tumblr 當時用戶多為歐美族群的狀態：「那時就覺得台灣真的太小了，很多目光都向內觀看著自己。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確實想要被關注，但不是這樣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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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當她提起自己在 Tumblr 發布的 temporary tatoo 系列之瘋傳，總會說：其實最一開始只是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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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拍出好照片的市井小民開始被稱為藝術家，是在 2018 年接受《i-D》採訪之後。此後爆紅、與 Gucci 合作、在紐約辦展再到入選富比世，同時她唐人街的租屋卻是一間在魚市場上方的老公寓，樓梯都是魚腥味，做案子時和道具們一起睡覺，「也幸好我是市井小民，能屈能伸，平常住這樣的房子，出差的時候我也可以爽住飯店、搭商務艙，不卑不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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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頭來看爸媽，不再是兒時哭著怕別離的眼神，難以相信直到高中她還會和打地舖睡在他們床邊地板。「他們有時候，真的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但他們在 boomer 年代，腳踏實地把一件事情做到好⋯⋯他們大可不用帶我們出國，不用送我們去學才藝，但他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那麼平庸，他們也好平庸，可是好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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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爸媽直到人過中年，仍想為這個世界做點事情，希望自己有用處、對社會有價值。「而且不是為了表達自己才這樣說，是在拜拜的時候跟神明講的。這真的是我非常 value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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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一團烏雲在空中。妳覺得，它離妳的立方體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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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一抬頭，忽然發現它已經很近了，就快要襲來，這樣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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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團什麼樣的烏雲？規模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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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滿大，會帶來暴雨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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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走紅之後，她大事見盡，諸如和 Anna Wintour 隔桌用餐、上紐約時報 9 頁藝術特輯版、再到促使她 2018 大逃亡的其中一個原因：被《GLAMOUR RUSSIA》 抄襲。2020 年，她把頭髮染黑了，象徵自己紐約時代吿一段落。原本預計 2020 年到東京闖蕩，結果從日本回紐約四個月後，疫情下回到台灣，如今想再出去也不容易。她倒是隨遇而安，在宜蘭常套件運動衣就出門覓食，沒工作的時候也不帶妝。偶爾，男友的弟弟看見她在鏡子前上口紅，還會問：「妳幹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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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到河堤散步，她也愛到夜市打靶紓壓。有次和男友在攤位，看到旁邊陌生一家人有兩個小孩，還慷慨起來，把獎品分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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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旅外種種成就加持，江宥儀在台灣依然吃得開，工作上有各方藝術家接洽合作，更別提大大小小的採訪十數場。籌備個展《目不見睫》期間，江宥儀台北宜蘭兩頭跑，和我們見面的前一天工作到凌晨三四點，早上六點才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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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現在已經感覺到狀態不一樣了，」她澄清，「以前光是去洛杉磯也會嚇到，看他們一頓飯吃幾個小時、吃完之後又說要去買 boba。」以為是去旁邊隨便買一下，結果洛杉磯人為了一杯珍奶要開車十幾分鐘。在紐約一天要做三到四件公事的江宥儀很難理解洛杉磯緩慢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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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雲的位置和形狀，是內心憂慮之事的規模和距離。台灣的時間流逝更接近她口中的 LA，她不諱言在紐約時周遭人才濟濟的光榮與壓力，讓她這次回台工作無法立刻適應。「全世界所有想要 make it 的人，都聚集在那裡，不能不說那邊的人有一定的性格。台灣人也有自己的性格，我是台灣人所以很明白，但我沒辦法因應各地改變我的標準，因為東西做出去是掛我的名字。在這裡工作要想辦法把團隊的頻率調整到一致，要花一點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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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目不見睫》展場，最先看到的是撲滿地面的 PU 沙漠，以及從中抽長的白色植物。每片葉子的表面都貼著一隻眼睛，盯著觀展者小心翼翼放下足踝，又小心翼翼地避開它們。一整個房間的沙粒，將近半噸重，要一批一批搬上位在八樓的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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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兩件作品〈我愛我〉和〈目不見睫〉，尺寸也不小，難以在老家或宜蘭住處組裝，江宥儀把所有零件拆解搬到 Tao Art，在展間裡實地製作。〈目不見睫〉先用一比十模型設計打版之後，印成四公尺長的布料，上頭的藍色頭髮／睫毛是江宥儀借來車機親自縫製的。展原訂在 1 月 6 日開幕，也因為一切費工費時，延後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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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那天，她興奮地引我們到〈電光火石〉其中一件系列作前方，指著石頭上安裝的固態硬碟：「注意這裡！這是我的巧思喔。想要拍照的人，可以藉由這個鏡面反射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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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她的作品的形式多是攝影，在照片中被攝者很常是江宥儀自己（的身體）。但在《目不見睫》中的作品則將這個位置讓渡出來，無論是〈那一葉，我們眼神交會〉將觀展者變成被觀看者、或者是〈目不見睫〉中用沒有生命的模特人形取代了主體位置。這份轉變，是轉換環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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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能在一個小房間裡面試著展現自己，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只能拿自己來拍。」從表達自己的壓力中鬆一口氣之後，她在這次個展中戲謔地將這個逼視的目光折射給觀者。而當作品不再以平面攝影呈現，它們也不再只能以江宥儀的鏡頭詮釋：「我每天都會看 IG 上 tag 我的人，很喜歡上面的黑色幽默欸。有一個人拍下展場中的陌生人，寫說『前面那個男的在〈我愛我〉這個房間拍了十五分鐘，真的完美地表達〈我愛我〉。』」我就喜歡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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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忙碌，但質地不同了。「在紐約，過得好像有一把槍指著妳。但現在，我意識到自己有主控權、可以掌控生活。即使很累，至少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無意之間，她在作品中也更加游刃有餘，將體驗的空間讓給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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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鬆開了她，她鬆開了作品。雖然仍是擔憂，作品裡卻多了一份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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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妳走進了一座森林。步行一段，妳遇見了一隻動物。是什麼動物呢？請用三個形容詞形容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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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我遇到豹。無害的，眼睛有點水汪汪的豹。大家的 stereo type 都會覺得豹有攻擊性，但這隻外表看起來友善和萌，牠內心也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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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團隊，有些是在紐約認識的，她喚她們「妹妹」（讀作 ㄇㄟ ㄇㄟ˙）。妹妹們年紀比江宥儀更小，受紐約環境的洗禮，能更迅速接到她的指令。但江宥儀更在意的是她們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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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眼中那種充滿好奇心的目光，還有積極表現自己的神情，每次看到都覺得，啊我正在吸取她們的日月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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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的心智狀態還是在她們那個年紀。身邊同輩的人有些進入了穩定狀態，但我還是很想繼續挑戰自己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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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這麽說，這兩年江宥儀在社群上的活動頻率縮減不少。以前她會直播自己吃東西，對著鏡頭說著她所謂「古怪的英文」，但那是 Instagram 上還沒那麼多人的時候。如今，江宥儀覺得直播這件事已經飽和，再做感覺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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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她依然是她，活潑仍舊，只是不再「social media 活潑」。北投老家的停車場樓下就有兩間 KTV BOX，有時停完車，她就自己到裡頭歡唱。回她羅東老家前，我們請她載我們到附近的 KTV BOX 唱一輪，「宜蘭好便宜喔，一首二十？台北一首要三十。」投下硬幣，她點了林曉培〈心動〉、張學友粵語版〈藍雨〉、蕭亞軒〈來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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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才告訴我，在個展裡顯得有些特別的〈電光火石〉的來歷 —— 跳脫過去「看與被看」的意涵，也沒有她專擅的轉印貼紙素材，這系列包含三塊石頭、一顆蛋和一塊貝殼，江宥儀在這些物件上貼滿晶片、電路板等硬體元件 —— 剛回台灣，必須在淡水舊家隔離十四天，她發現家裡堆滿了各式各樣的石頭。「應該是我媽和我爸在家裡面有⋯⋯儲存那些東西。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媽是那種去旅館會蒐集所有牙刷和肥皂的那種人。」我開始相信他們家有市井小民的氣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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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六月，江宥儀與韓國合作拍攝一組以西元 2000 年科技風格的作品，她聯想到當時的風格，請母親購買了一大批硬體零件，在隔離期間當成拼圖來做。這是她回台灣做的第一件作品，結合家中物品和旅外的自己，誕生於過去她曾經離不開、曾經急於離開、如今又再次回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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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一題，我大學的時候回答過了。動物是代表自己對不對？」我說不是，她說沒差，反正大學時她的回答不一樣，「我那時回答的是，我遇到一隻藍色的復活節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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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一題的答案指的是他人眼中的妳，她一聽笑了，說準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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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內心還是那隻兔子，只是外面披上了一層豹，為了保護自己。在外面的時候，不能讓別人發現妳很害怕啊。」人們總想像大名鼎鼎的 John Yuyi 瀟灑、自信、任性。但其實，只是如她仰慕的大學老師曾說的：慢慢就變成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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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最後停在羅東老家門前。她指著透天對面的大樓，「以前這邊沒有帝寶，是田。我小時候光是走到田的那一邊，就覺得自己要被綁架了。」透天窗戶，鐵捲門上是她祖父手繪的瓢蟲花紋。「你們知道宜蘭的窗戶有鐵捲門嗎？我也是離開宜蘭之後才知道，這是宜蘭特有的 thing 欸！跟喜互惠一樣。」喜互惠？那是宜蘭的全聯。我們熱烈討論起來，依舊不知道宜蘭為什麼窗戶要裝鐵捲門，要說風大，有比新竹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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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正在出售，離開前她狡黠地從信件口偷看，卻發現裡面有不認識的人。我們急急退開，看著她撥了好幾通電話。五分鐘後她才回頭，說：「原來上個月已經賣掉了，家裡沒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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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老家已經不是老家了。有些事情，出去再回來才曉得。發動車子引擎，她送我們回車站，「以前我不懂為什麼我媽老是說很討厭宜蘭⋯⋯她是台北人，每次來都說宜蘭天氣很濕。我就會想，這明明就是阿公家的天氣啊？」打方向盤轉出巷子，「但這次回來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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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著豹皮的兔子，專訪江宥儀 John Yuyi：
不讓別人發覺恐懼，是為了保護自己啊
https://bit.ly/2LeP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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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統籌_ 潘怡帆 Crystal Pan
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潘怡帆 Crystal Pan
責任編輯_ 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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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宥儀個展 ——
目不見睫 Eye Sees No Lashes
facebook.com/events/44562487310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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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_ TAO ART（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79-1 號 8 樓）
展期_ 2021.1.9（Sat.） - 2021.2.20（Sat.）
時間_ 週二至週六 11:00 - 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