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27）
非常有用的白痴

1971年4月30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文章《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當時一位親中的大學講師對我說，不要相信斯諾這篇東西，全篇都是假的。這位老兄一面在港大任教，一面也同我們聯繫，想為愛國事業做點事。他算是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的人，但受文革的宣傳洗腦，也無法接受毛澤東所講的不那麼符合文革宣傳的話。那麼更不要說當時香港和海外的一般左派盲眾了。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說，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中美的問題必須同尼克遜解決。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工業發展領先世界，教育普及。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那種做法。他盛讚日本侵華，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期間，「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他說中國的核彈只是一個小指頭，美蘇就各是一個大拇指。一個小指頭怎麼敵得過兩個大拇指呢？但據說蘇聯對中國還是有點怕，就像房間有幾隻老鼠，還是有人會怕的。

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不是什麼高論，但在文革極左思潮氾濫下，卻讓人難以置信。不是一直說日本侵華如何罪惡，中國如何無敵，美國如何是紙老虎，美國如何是中國不可妥協的敵人，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千年一遇嗎？

斯諾是1970年8月到中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站在一起，12月18日同毛進行5個小時談話，1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與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延至71年四月才刊出談話文章，表示「最近才能夠證實他（毛）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一些談話。」也就是說，斯諾的文章是在毛同意下發表的。

與此同時的71年四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這是打開中美外交僵局的第一波——乒乓外交。斯諾文章預告了中國有意與美國修好，這是第二波。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詳談，決定了美國總統次年對中國的訪問，是第三波。

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68）

圖1，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圖2，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會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17）
二重生活的悲哀

九一三事件發生在1971年，正好是中共成立第五十年。林彪與妻兒乘飛機從山海關逃向西北方，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九人全部死亡。身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並在兩年前九大通過的黨章指定為毛的接班人，何以會「叛逃」？五十年來一直是謎。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打倒黨的第二號人物。前一次是1966年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再之前也打倒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不過林彪事件太奇特，各種解釋撲朔迷離，歸根到底，就是反映了所有的政治亂局都集中一點，就是糾纏在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這是政局的關鍵要害。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一個月，香港和海外已經有報導林彪出事了。中共一直隱瞞事件，只在官媒上不再提「林副主席」，然後就拼湊出一個林彪謀刺毛澤東和密謀「武起義」（林的兒子以「五七一」為代號）的文件，自上而下逐級傳達。到1971年底，傳達到深圳中學的教職員工大會上。據妻子麗儀說，當時有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年輕教師，在等候上級領導來傳達文件之前，就帶頭叫口號，繼續喊「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還講一通林副主席當接班人對革命事業如何有保證的話。講完後，領導來傳達林彪謀叛，大家看這位老實人的臉色，一直變紅變藍變綠。

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荒謬的是，她聽了傳達，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其後傳達到小學，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小女兒卻不理警告，我週末回深圳，她就偷偷告訴我「林彪變灰」了。

香港報紙炒作這新聞許久，但在左派陣營中，都不公開談這件事，就像沒發生一樣。這明明是影響黨國命運的大事，而左派依附黨國而存在，可說同自己的命運相關，怎能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見而不提呢？

1972年我應邀去北京參加國慶，那時的接待幹部以「林賊」稱呼林彪了，但不講詳情。直到1973年八月底中共召開十大，政府報告中講到林彪「叛逃」，事情才公開。已事隔兩年矣！
林彪事件的奇特，和事件發生後的隱瞞，即使傳達到人所共知，卻仍然不公開，知道的也避免談論。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政治社會氛圍。
我前文講的「二重生活的悲哀」，就是指個人的思想、價值觀、人生追求，與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周圍的人，不僅志趣相悖，而且完全相反。但為了生活，為了生存，你又不能不與所處的環境和人群融合，否則你就被孤立、被排斥，沒有話題也沒有合作空間。二重生活的一重是指個人的思想生活，另一重是與他人交往的社會生活。人在他人面前被迫過自己不情願的另一重生活。這是廚川白村所指近代人的悲哀之一。

廚川白村是日本文學評論家。他生於1880年，1923年在日本大地震中喪生。次年，魯迅從他的遺稿中翻譯了《苦悶的象徵》。我從《苦悶的象徵》中認識他，並在1966年編寫的《哲學與人生》中，引述他所提出的近代人在生活中的四種悲哀。儘管這是100年前的「近代人」，但文革後那幾年，我對他的說法特別有感。

他所提的四種悲哀，第一種是「理想破滅的悲哀」。人類在對現實的不滿中，創立了各種各樣的理想社會的學說，不同的人群不斷努力去追求理想的實現，但追求的過程和實現的結果，是理想的破滅。對那時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我來說，開始感到這種悲哀。但未料到更悲哀的是，追求理想的結果，是不斷發生比原來所不滿的現實更可怕千倍的慘劇。

第二種是「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懷疑，是指對自己信仰的懷疑，科學的進步動搖了許多人對宗教的信仰，但科學發展又使人類出現新的大問題：戰爭更殘酷，道德更墮落，科技公司和政權對個人的監控更甚。對科學的懷疑，對制度、對道德、對法律也產生懷疑。懷疑可以是人們鑽研問題、解決問題的動力，但對信仰、對道德、對價值系統的整體懷疑，卻是人生的悲哀。

第三種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上文已經談過，這是一種很普遍也延續至今的悲哀。
第四種就是在找不到出路，感到世界一片灰暗，個人完全沒有力量的情緒下，覺得不想活了，於是產生「厭世主義的悲哀」。

我在闡述廚川的「四種悲哀」時，仍然鼓勵「自學叢書」的讀者，要積極面對這四種悲哀，不要被悲哀淹沒，而應該努力實現理想，從懷疑中找出路，以及深入社會黑暗中去改變它。但那幾年，我發覺我這種樂觀說詞的虛妄。我自己也沉溺在前三種悲哀中，尤其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不過我還年輕，不想被悲觀情緒掩埋，想在當時處境下找出路。於是有了《七十年代》月刊。（64）

圖，《七十年代》雜誌成立時，社址設在上環文咸東街一幢舊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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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da RX-7不只是《頭文字D》的第二代FC或第三代FD，若果論銷量，第一代RX-7（正名：Mazda Savanna RX-7）的累積銷量比FC和FD加起來還要多。更重要的，是第一代RX-7有着承先啟後的意思，承着Comso的名氣，以及Savanna RX-3在歐美打響頭炮，第一代RX-7以超強性價比攻入歐美市場，讓世界更多人認識到轉子引擎的優點。今次，朋友借來已開了二十多年的第一代RX-7，龍Sir和Edmond一起重溫轉子魂，他們都說，這車實在太好玩，原因不在於馬力有多少，而是它有一股六七十年代的古風，人和車的聯繫十分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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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class】李怡：珍惜閱讀的自由

李怡憶述：七〇年代，「香港應是華人社會中最有閱讀自由的地方。」

那時候，他創辦了時政雜誌《七十年代》（後改名為《九十年代》）。但雖然雜誌在港出版，但其大部分讀者，卻是來自相對封閉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反而香港讀者較少，「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都是無償地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今時不同往日。香港人發覺原來閱讀自由也會收窄，此刻，人們的反應大相逕庭，「現在的情況就似，一隻狗，咬着骨頭，你想從牠口中搶走骨頭？牠是不會放的。」李怡感嘆。

全文：https://bit.ly/3flur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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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太多人記得 #于洋 以前追過 #薛家燕 。「很正常，後生仔女約去飲咖啡。（拖過手？）好濕碎啫。」他哈哈大笑，自稱老實人。

他七十年代已在加拿大定居開餐館，九八年薛家燕找他回流拍《 #真情 》演她丈夫，他自此加港兩邊飛，開開心心拍劇打發時間，像閒雲野鶴一樣又過了廿多年。

「兩個兒子都長大了，有一對孫仔孫女，我不求名氣，什麼都沒所謂，這樣做人才開心。」他是一隻開心的野鶴。全文：http://bit.ly/2xG4J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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