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為你摘一頁書 「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Albert Camus《瘟疫》 「我本以為殺人很簡單，有理念就足夠，再加上勇氣。但是我沒有那麼崇高，我現在知道了，仇恨之中沒有幸福可言……但我會堅持到底！比仇恨到的地方更遠！」──Albert Camus《正義者》 或許因為有過粗淺的舞台劇經驗，我多少能從《正義者》的字裡行間，想像角色的舉手投足與抑揚頓挫。也因此更能在這些鮮明面孔與字句的引導下，思索卡繆自《瘟疫》以來關懷的問題：以「正義」之名殺人，會讓你成為正義者或殺人者？反抗世間苦難的正義者，是否仍有資格尋得眾人渴望的溫情？如果對正義者來說，人間溫情終不可得，在反抗盡頭等著他們的「愛」，又是何種樣貌？ 完成於1949年的劇本《正義者》，取材自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黨人謀刺大公的歷史事件。然而時至今日，任何思索如何反抗不公的人，仍無從迴避劇本中關於反抗之難的核心矛盾：懷抱理念的高度，才能不受困現實淺灘，意識到反抗的可能與方向；有時卻不免離地太遠，看不見「人」的臉孔──無論是我們想要拯救的，或需要為此除掉的。卡繆為反抗者指出的，到底是一條不得安寧的兩難之路──理念支撐我們不向現實妥協，然而「人並不是一個信念」，我們該如何真正與想救贖之人站在一起？ 看見他人的臉孔，始終是重要的。《正義者》主角卡利亞耶夫的幾次重要覺醒，都與看見臉孔相關──行動之前，同伴便提醒他：再崇高的理念，也可能在有血有肉的行刺目標面前動搖。第一次的行刺失敗，也是因為目標身邊無辜孩童的神情，令卡利亞耶夫放下手中炸彈。即便到了行動成功被捕後，在獄中遇見革命黨人致力拯救的俄國平民，他才看清：即使理念能通往更美善的未來，對於囿於此刻的受苦者來說，畢竟過於抽象。 儘管上述諸多兩難，只要反抗關乎的是人，我們便不可能迴避他們的面孔。反抗的唯一進路，便是擁抱過程中一連串無從消解的矛盾，哪怕遍體鱗傷──「革命是為了給生命一個機會」，再崇高的理念，都無法抵銷生命本身的價值；因此為理念殺人者，只能拋出自身生命這最終的籌碼，回應矛盾。也是在第一次行刺失敗後，卡利亞耶夫體認到：要真下得了手殺人，不可能仰賴「仇恨在適當的那一刻蒙蔽雙眼」；反抗者必須走得比仇恨更遠，必須以「愛」作為行動的依歸。 從劇本中的對白，可以知道此處的「愛」，與《瘟疫》中論及「人們永遠渴望」的「溫情」不同。溫情是《瘟疫》中圍城之下「獨自一人的幸福」，是《正義者》中「忘記這世間殘酷悲慘」的短暫自私。世間確有溫情，但從不屬於正義者。反抗者放棄「生命中的幸福」，讓他們能以穩定雙手擲出炸彈、面對不領情的人民、最後從容走上絞架的，是一種愛──一種基督式的愛：「全部給予，全部犧牲，不求回報。」然而，我們到底不是人子，更不是神；卡繆筆下等在反抗盡頭的愛，是「人本主義」的愛──不求彼岸來生的救贖，只和此世的手足站在同樣的土地上，為他們貫徹反抗，與他們「一起愛或一起死，別無他途。」 卡繆為反抗者指出的，終究是條艱苦的荊棘之路。小說《瘟疫》接近尾聲之處，有一段醫生李厄與其摯友塔盧的對話：塔盧深刻體會到「為了打造不再殺人的世界而殺人」之中的矛盾，為此感到困惑與羞愧的他，決定堅決反對任何殺戮與禍害，站在受害者那一方，努力「成為聖人」。而李厄，選擇的卻是另一條在塔盧眼中，更為艱難、野心更大的路──「成為人」。 成為人，確實比成為聖人更困難──因為我們再也無法逃避矛盾、無法躲在抽象的信念之後。成為人，意味著看清與自己站在一起的同胞臉孔，然後出於對他們的愛，展開反抗──儘管人本主義到頭來，或許只是「群狗的約會，鼻子貼著地，嗅個不停，卻總是失望」，儘管不是神的人們，註定一次次展現人性的脆弱與無知；但只要生而為人的反抗持續下去，只要荊棘之路上有人繼續前行，卡繆的洞見便不會失效：我們人類確實卑微，但也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