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時報第106期 📌法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與辯論主義／陳瑋佑（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民事訴訟法第278條第1項、第2項本文分別規定：「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前項事實，雖非當事人提出者，亦得斟酌之」。因二者之規範機能並不完全相同，故可稱前一種事實為「狹義職務上已知事實」，而稱後一種事實為「廣義職務上已知事實」。
　
陳瑋佑副教授在本文先由辯論主義之第一命題建構「廣義職務上已知事實」之概念，再加以論述法院於本案審理過程中知悉，而未經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得否依職權加以斟酌？
　
✏關鍵詞：認作主張之違法、廣義職務上已知事實、緩和之辯論主義、闡明義務
　
✏摘要：
Y寺廟於某年月日召開信徒大會，決議開除Z1至Z6之信徒資格，並增列Z7至Z22為Y寺廟信徒。X為Y寺廟之信徒，因與Y寺廟間就該決議之成立生效有所爭議，乃以Y寺廟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信徒大會決議不成立，陳稱：「Y寺廟之信徒人數為31名，實際出席系爭信徒大會者至多僅為7名，而Y寺廟之信徒大會既有『出席人數應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之慣例，且內政部54年7月20日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第4條所設『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下列規定：一、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之規定，亦屬民法第1條所稱習慣，則系爭信徒大會出席人數未達最低出席人數，自無從為決議，其所為決議即屬不成立」等語。
　　
✏試讀
🟧本案事實
　
Y寺廟於某年月日召開信徒大會，決議開除Z1至Z6之信徒資格，並增列Z7至Z22為Y寺廟信徒。X為Y寺廟之信徒，因與Y寺廟間就該決議之成立生效有所爭議，乃以Y寺廟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信徒大會決議不成立，陳稱：「Y寺廟之信徒人數為31名，實際出席系爭信徒大會者至多僅為7名，而Y寺廟之信徒大會既有『出席人數應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之慣例，且內政部54年7月20日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第4條所設『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下列規定：一、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之規定，亦屬民法第1條所稱習慣，則系爭信徒大會出席人數未達最低出席人數，自無從為決議，其所為決議即屬不成立」等語。Y寺廟則以：「民法第52條第1項僅規定『總會決議……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並未設最低出席人數之限制，而應認為以2人以上之出席即為已足。系爭信徒大會決議既經2名以上信徒出席所為，自非不成立」云云，資為抗辯。
　
下級法院以「（一）按未辦理法人登記之寺廟，既有一定之辦事處及獨立之財產，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應屬於非法人團體（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143號判例參照），其團體性與法人無殊，民法對於非法人團體未設規定，其相關類似之事項，自可類推適用民法法人或公司法有關之規定……總會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或章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Y寺廟〕係由信徒組成之社會團體，具有社團法人之性質，信徒大會係〔Y寺廟〕之最高意思機關，所為之決議性質上應可與社團總會之決議同視……得類推適用前揭民法社團法人之相關規定，據以認定該決議是否為不成立或無效。（二）查〔Y寺廟〕系爭章程第16條雖僅規定：『信徒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信徒大會。』，並未明訂信徒大會採用之議事規則為何，第24條則規定：『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另民法第52條第1項：總會決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並無最低出席社員人數之限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2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兩造可得提出之〔Y寺廟〕歷次信徒大會會議記錄……足見〔Y寺廟〕之信徒對於信徒大會開會出席人數須達一定法定數額乙節，應已有共識，並已於各次會議中確認。再審酌〔Y寺廟〕於原審答辯狀自稱：伊召開信徒大會之決議，均經全體信徒過半數之出席……故所為決議無不符章程或法令之情事等語……自堪信〔Y寺廟〕之信徒就信徒大會會議之進行，應已將會議規範前揭規定採為議事程序之準則，而決定出席人數須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並行決議……故未達最低出席數額之信徒大會決議應認為不成立」等理由，容認X之訴。Y寺廟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0號民事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法院。
　
🟧判決理由
　
「……民事訴訟法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得斟酌當事人未提出之事實，此為辯論主義之當然結果。法院就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依職權斟酌，即有認作主張之違法。查〔Y寺廟〕為依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向臺北縣政府辦理登記之寺廟，具有社團法人性質，為原審認定之事實。其雖得經信徒大會決議，將系爭會議規範採為會議準則，惟遍觀全卷，〔X〕並未為信徒大會已決議將會議規範採為議事程序準則之事實主張，而係主張〔Y寺廟〕之信徒大會有以『出席人數應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之慣例及系爭會議規範為民法第1條所稱之習慣等語……乃原審竟認信徒大會將系爭會議規範採為議事程序準則，信徒大會應經全體信徒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進而依次確認第1次信徒大會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不無認作主張之違法……。」
　
　
🗒全文請見：再論法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與辯論主義之第一命題──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0號民事判決／陳瑋佑(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裁判時報第1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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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擔任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我......在每一梯課程的最後幾分鐘，......提醒所有在座的員警：
「警徽與制服代表的是法治國的榮耀，#警察唯一服膺的，#就是憲法與法令，對於上級違法的命令，你們沒有服從的義務。」
「在服從的同時，請確認你們支持的到底是不是法律與良知。所謂的正義，是透過程序正義發現的實體正義，而不是服膺政策、績效、鄉民式的素樸正義。」〕
–摘自《#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第207頁（聯經：https://bit.ly/3uDtBmC ），202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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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2021年3月31日
判決全文：https://bit.ly/3mx2X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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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在格式上和傳統判決不同之處：
彰化地院開始啟用第三代審判系統，判決可以插入圖片。
#警察疑似假摔造就妨害公務現行犯情境而逮捕被告，檢方起訴被告妨害公務、傷害等罪，合議庭判決無罪。
更特別的是，本案法官認真地勘驗了數十個不同員警的攝影機、密錄器或手機拍下的影像檔案，意外 #發現了分局長的不當指令。
因此這則判決並有「十、附記事項」，在附記事項中，對於分局長的不當指令予以批評。

本案背景：
被告為退休員警，其訴求為「反年改」，欲對總統車隊鳴按喇叭並攔車陳情。

被告的訴求和行為是否妥當，是一回事（在「世代正義」的立場上，我們也很難支持「反年改」團體的訴求與行止，但不支持的話，可以辯論、可以諷刺、也可以訕笑，不等於不准他們說話）；
然而，在法治國家，執法人員的行為必須先守法，如果執法人員不守法，或採取一些奇技淫巧來對付異議者，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資格叫做法治國，非法治國的公務員的所作所為，也沒有資格叫做「執法」。

讓我們看看，面對這樣的陳抗，政府上級是如何指示警察的呢？而警方高層面對國安局的壓力，有扛下來嗎？又想出什麼「逮捕技巧」了呢？

#國安局檢討警方，#要求警方想辦法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

依照證人彰化縣警察局督察科督察員、員林分局永靖分駐所所長的證詞：
被告先前在彰化縣進行陳抗，一貫模式就是在總統車隊經過時鳴放汽笛，我們曾經因為這樣 #被國安局檢討，國安局表示被告在道路警衛線上按鳴汽笛喇叭，可能 #造成總統的駕車官驚嚇，#要我們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我也擔心被告對車隊投擲汽笛喇叭，才會在案發當天被告按鳴汽笛喇叭後，一再伸手要把喇叭頭給撥掉，制止被告繼續按，當天我也有接到指示要跟分區指揮官轉達，「如果被告在當場有推擠同仁，同仁就直接跌倒。」

「分局長在電話中著重在『如果有推擠就跌倒，直接用現行犯逮捕』這幾句，所以當天我才會到處向現場員警交代『如果有推擠的狀況就直接跌倒，後面的人用現行犯逮捕』」。

這個技巧叫做什麼？
在運動場上，我們知道這叫做 #假摔。
所以把警察執法當成在運動場上打球嗎？

法院的判斷（摘自判決理由欄第九點）：
「被告剛開始遭警方團團包圍時，並無任何主動出手攻擊警方之意圖或動作，直到楊勝傑伸手碰觸被告、欲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後，被告雖有「以左手輕推楊勝傑右手」的動作，但之後只是不斷以走動轉身的方式閃避楊勝傑，並持續按鳴汽笛喇叭，未刻意揮舞汽笛喇叭，或對楊勝傑有進一步攻擊舉動，又被告隨後雖有「以左手推向前方洪坤暉」的動作，但被告出手之力道既無法認定足讓洪坤暉倒地，亦未針對洪坤暉之身體重要部位，且被告身體確實無法承受劇烈碰撞，故被告上述各該行為，均應屬消極、被動的反射性防禦動作，目的都是在避免汽笛喇叭被搶走，自難認其有何「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行為」之主觀犯意；又楊勝傑的食指雖有受傷，但係因其一再出手碰觸被告、試圖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才會導致自己受傷，難認被告該當傷害罪之主客觀犯罪構成要件；至洪坤暉雖因倒地而受傷，但無法排除其係配合上級指示，為了以現行犯逮捕被告，而在被告稍有推擠即直接順勢倒地的可能，基於罪疑唯有利被告原則，洪坤暉受傷結果亦難認與被告行為有何因果關係，無從以傷害罪相繩。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亦即尚未達於可信為真實之程度，致本院未能對被告形成有罪之確信，則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對被告諭知無罪判決。」

法官的感慨（摘自判決「十、附記事項」）：
「若依照員林分局在勤前教育中「只要圈圍、不要搶奪」的指示，或許本次陳抗事件會在沒有任何員警受傷、總統車隊也未發生危險的情況下平安落幕。惟楊勝傑因 #擔憂所屬單位再遭國安局檢討，致其出手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最後才導致本案發生。然而，每位陳抗者採取的陳抗方式、手段都不盡相同，倘通案要求員警必須阻止陳抗者按鳴汽笛喇叭，不僅 #剝奪員警在面對不同個案時的執法彈性空間，亦可能 #徒增員警執法時之無謂風險。況且，本案員警執法所依據、主管機關為國安局之特種勤務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明文規定「安全維護區之劃定，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表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本案中被告等人之訴求，即使無法獲得社會多數人支持，但確保少數人的聲音能被執政者及其他多數人聽見，正是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價值。故「無論是否可能造成危險，一律禁止陳抗者在車隊行經路線上按鳴喇叭」，是否符合前開法條所揭示「人民表現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是否已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均值深思。」

法官「能理解為了治安衝鋒陷陣的員警們，於執法時可能面臨的龐大風險，當員警依法執行職務，卻遭嫌犯惡意出手攻擊時，本於公務員之尊嚴不容輕易踐踏、員警執法之人身安全尤應保護，法院於量刑時當絕不寬貸。但刑法妨害公務執行罪之構成要件，係以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當員警因服從上級不當指示，執法手段已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時，本院自無法視而不見。本案中，若非所屬單位曾遭國安局檢討，員警楊勝傑未必會主動出手碰觸被告、一再試圖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因而手指受傷；也正因分局長事前指示遭遇陳抗民眾推擠時，員警要直接順勢跌倒，並將陳抗人士以現行犯逮捕，導致員警洪坤暉雖有跌倒受傷，本院仍無法排除其係為了要逮捕被告而順勢倒地的可能。因此，這些 #來自高層的指示和壓力，實已 #真正傷害了基層員警及國家的執法公信力。」

法官也「勘驗各檔案中關於案發過程之影片段落外，亦就所有檔案一個個從頭到尾仔細播放觀看，因而發現分局長於本案發生前，曾再次打電話聯絡現場指揮官永靖分駐所所長林聖智，要林聖智提醒員警遭遇推擠時直接順勢跌倒，再以現行犯逮捕陳抗民眾，而楊勝傑亦接到相同指示並轉達林聖智等情節。然我國既為法治國家，執法者除了應廉潔自持外，執法手段更必須合法正當，不得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此即本院一再強調的「執法之前，先要守法」基本觀念。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 #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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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未必贊同反年改團體的主張，我們也可能正在承受「世代不正義」的惡果；
但是我們更不贊同政客高層濫用警察權，下達不合法、不合理的指令！

裁判字號：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96 號 判決
案由摘要：
鐵路法
裁判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12 日（重要判決值得注意！）
裁判要旨：
一、刑罰與行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 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26 條規定及其立法 理由中，認定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 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又立法政 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屬法律 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應依行政 罰法第 5 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二、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 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 認識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 罰。是以，無論刑法第 1 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 4 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 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亦 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 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
參考法條：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26 條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年度判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林建均 訴訟代理人 鄭敦宇 律師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 代 表 人 林佳龍 訴訟代理人 孔繁琦 律師 林俊宏 律師 吳篤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鐵路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8月21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的代表人於案件繫屬本院後的民國108年1月14日變 更為林佳龍，已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訴外人羅仕鑫共同於102年3月至4月間 加價販售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北埔站至 蘇澳新站及新城站至蘇澳新站間的團體火車票（下合稱「臺 鐵團體票」）計11,440張，違反67年7月26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上訴人於103年 10月15日（原判決植為13日）始接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認依行政罰法 第27條第3項規定，尚未逾行政罰的裁處時效；鐵路法第65 條於103年6月18日修正時由刑罰改為行政罰，按法務部104 年4月14日法律字第10403501650號函示，於103年修法前的 違法行為，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從輕處罰原則，適用103年 修正後行政罰的規定裁處，乃依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以106年9 月29日交路監（一）字第1069700104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鍰計新臺幣（以下如 未特別指明，均同）1,143,7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回，遂提起 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 三、上訴人起訴的主張及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的判決，是以：
（一）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羅 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由 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月 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由 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藝 品店，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價方式 出售的違規行為，堪予認定。又上開違規行為違反67年鐵 路法第65條規定，惟該規定業於103年6月18日修法，將上 開違規行為除罪化，改為行政罰，故上訴人與羅仕鑫所犯 67年鐵路法第65條罪嫌，因於犯罪後廢止其刑罰，業經花 蓮地檢署檢察官為102年度偵字第4256號不起訴處分在案 。 （二）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乃立法政策裁量，將「購 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行為的可非難性，由刑事罰降低至 行政罰，為處罰的減輕，並非就此不罰。是依本院103年 度判字第528號判決意旨，立法政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 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或由「刑事 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其新舊法律的 適用，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所示「從新從輕原則」的法理 定之。亦即，行為時法律科以刑事罰，裁處時法律僅論以 行政罰，以裁處時法律效果有利於上訴人，即應援引裁處 時法律為裁處。上訴人上開違規行為發生於102年3月至4 月間，依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係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的刑罰，該條文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為行 政罰，惟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後的鐵路法第65條規定均 具不法內涵，並未變動，被上訴人乃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 定從新從輕原則，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經 上訴人及羅仕鑫簽名確認的臺鐵訂票紀錄計11,440張，包 含臺鐵北埔站—蘇澳新站計20筆及新城站—蘇澳新站計37 筆紀錄，按各區間車票價格計算，票面金額共計 1,143,700元，乃以原處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 鍰（即法定最低倍數罰鍰）計1,143,700元，並無違誤， 且未違反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上訴人以其行為後，裁處 法律效果改為行政罰，而認其行為乃為行為時法律所「不 罰」，於法不合。 （三）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03年度偵 字第1526、2114、227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經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88號刑事 判決以上訴人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6月，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惟花蓮地院103年 度訴字第28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內容，僅是針對 上訴人利用電腦設備購買車票的犯罪行為，與本件加價出 售違規行為無關，故被上訴人自得就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 將所購臺鐵團體票加價出售的違規行為，加以處罰。
（四）綜上，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詞，為其判斷的基礎。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 社會性程度輕微的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雖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科以刑罰的行為情節 輕微，惟本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的不利處分，其 應適用處罰法定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 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行政罰法第4 條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立法理由參照）又一行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 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刑罰的懲罰作用較 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 處行政罰的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故同法第26條 第1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立法理由參照 ）據此可知，刑罰與行政罰之間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 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上開規 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為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 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 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 （二）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例變更時的適用，是採「 從新從輕」的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變更者，原則上是「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的 法律或自治條例；僅於裁處前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 處罰者，始例外「從輕」，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的規定 （立法理由參照）。又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認為 「行政罰」與「刑罰」本質有所不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 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而是因法律的規定，故 稱為「法定犯」；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 ，無待法律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稱為「自然犯」。然 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未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 性，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長期施行後深植人心， 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是以，典型的刑事犯較 諸典型的行政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 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危險，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 絕對的不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容，所作逐 漸的進階式劃分，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立法者得 從社會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 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 由書揭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 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即對 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 ，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意旨即明。因此，立法政策改變 ，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 」，或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 ，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自應 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 （三）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是採取以刑罰制裁行 為人的立法政策。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 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1倍至10倍 罰鍰。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將原本 的刑事制裁予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罰制裁行為人。是行為 人如於舊法時期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而違反67年鐵路 法第65條規定，嗣於新法時期制裁時，由於無論新舊法時 期，該行為均屬不法行為而具有可罰性，且因103年鐵路 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行政罰，較67年鐵路法第65條 規定的刑罰為輕，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從新從 輕原則」，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處（ 另參酌司法院院解字第3389號解釋意旨）。
（四）事實認定是事實審法院的職權，而如何調查事實或證據的 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斟酌判斷之權，如果其事實的 認定已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且沒有違 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然其證據的取捨與 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導致其事實的認定不同於該當事人 的主張者，也不可以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情形。原審 依職權調查證據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認 定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 羅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 由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 月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 由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 藝品店，因認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 價方式出售的違規行為等情，經核與卷內的證據相符，且 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的違法。又67年鐵 路法第65條及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的共同構成要 件事實包括「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上訴人與羅仕鑫 分工完成上述違規行為，自屬故意共同實施違反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不法行為甚明。上訴人主張 其於原審否認有「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的行為 ，詎原判決引用上訴人相反的陳述（102年9月12日調查筆 錄），認定上訴人有加價10元販賣車票的行為，未令上訴 人敘明或補充其先後陳述不符之處，致有遭法院突襲而影 響其受公平審判的疑慮，且原審未敘明其心證形成及不採 有利上訴人事證的理由，恣意將羅仕鑫的販賣行為與上訴 人的訂購車票行為連結為共同行為，有判決不備理由及認 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的違法等語，是針對原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的職權行使，指摘其為違法，以及就原判決已 詳予論斷者，泛言未論斷，實不足採。 （五）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 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 為（構成要件）應受如何的制裁（法律效果）有所認識或 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 以懲罰。是以，無論刑法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 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 法律（包括行政罰的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 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 ，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惟如適 用刑法第2條所定的從舊從輕原則或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 從新從輕原則，則可能處以較原定範圍為輕的處罰），方 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 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本件上訴人行為時的67年鐵路 法第65條所定法律效果為「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 罰金」，而依刑法第33條第4款前段及第41條第1項規定： 「主刑之種類如下：……四、拘役：1日以上，60日未滿 。……」及「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 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可知， 67年鐵路法第65條的法律效果，最重僅能處拘役59日併科 銀元1,000元以下罰金，且拘役部分原則上最重得以3,000 元折算1日易科為罰金，故上訴人預見其行為所可能遭受 的制裁，自係以行為時上述得以最高額易科為罰金的拘役 59日併科銀元1,000元罰金的法律效果即180,000元（ 3,000元×59日+1,000銀元×3=180,000元）為限。而上訴 人衡量其行為的可罰性後，既仍執意為之，固應受罰，惟 參酌上述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處罰法定主義的意旨，被上 訴人依據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對上訴人裁處罰鍰 時，即應於上述最重的法律效果範圍內為之。然而，被上 訴人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逕按上訴人及羅仕 鑫購票後加價出售的張數11,440張，以原處分處每張車票 價格1倍的罰鍰計1,143,700元，已大幅逾越上訴人行為時 對其行為可罰性的預見（計）可能範圍，有悖於處罰法定 主義的要求，自有違誤。訴願決定及原判決遞予維持，均 有未洽。 （六）綜上所述，上訴論旨請求廢棄原判決，雖未指摘及此，惟 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的違法，仍應將原判決廢棄，且基於 確定的事實，本院已可依該事實為判決，爰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依本院所表示的法律見解，另為適 法的處置。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程 怡 怡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資料來源：
最高行政法院
司法院公報 第 61 卷 10 期 341-349 頁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8年1月至12月）第 647-655 頁
相關法條 9
*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33、41 條（108.06.19）
* 行政罰法 第 4、5、26、27 條（100.11.23）
* 鐵路法 第 65 條（67.07.26）
* 鐵路法 第 65 條（103.06.18）

1. 貪污數千萬的史上最貪檢察官陳玉珍，監察院早在2013年就通過彈劾。但是，案件移至司法院「職務法庭」後，竟然持續地擺爛不審理。讓貪檢陳玉珍可以什麼事情都不用做、爽領6年乾薪。

司法院以「開庭時陳玉珍均請假」、「不符合一造辯論判決之要件」等理由搪塞。然而，依《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35條規定，對於經再次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仍不到庭者，法院明明就可以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司法院根本在胡扯。

2.前法務部長邱太三關說桃園地檢檢察長彭坤業的醜聞，邱太三說「以國安諮詢名義約詢彭坤業談及參審、陪審等議題」，根本是胡扯。

事實上，邱太三在法務部長任內對人民參與審判根本拒絕表示意見。對此，我要求法務部發函各地方檢察署調查，有多少檢察長被邱太三以「國安諮詢名義」約詢？

➡️4月10日法務部回函「無涉檢察行政業務事項，難以回應」；當天下午，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表示「問題不明確，難以函詢各地檢署」。

➡️我自行發函給各地檢署要求回覆，陸續有地檢署回覆「4月8日已呈報法務部」。請問法務部蔡清祥部長，為何要說謊？

3. 目前高檢署調查報告指揭露一半事實，邱太三發出的第一份聲明中，自稱「收到陳情人申訴」、「併同陳情人書面資料陳情書」、「移轉給桃園地檢署」。第二份聲明再改口說：「將當事人提供之書面資料，以通訊軟體方式提供給」彭坤業。

請問高檢署，為何逕自認定「邱太三即為陳情人」？背後真正的陳情人是誰？陳情書到底在哪邊？為何這麼基本的關鍵事實沒有釐清？到底在保護誰？

對此，高檢署王添盛檢察長不斷以「調查已經結案」迴避質疑。

附註：
2019-4-11 「消失的陳情書 特製的簽陳─高檢署再度打臉邱太三」記者會
https://reurl.cc/1OLk8

2019-4-11 消失的陳情書、特製的簽陳——高檢署再度打臉邱太三——
https://reurl.cc/mYbpM

2019-4-1 史上最貪檢察官陳玉珍、憑什麼坐領乾薪超過6年？
https://reurl.cc/A3W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