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了，舊文重貼。

不喜歡過年的孩子長成不太喜歡過年的大人，
我在租住的房外貼好春聯，帶上登機箱移動回老家。
有種出國的感覺，只是是從同溫層移動到境外。
希望諸位所在的溫差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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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豬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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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以為父親去取經了。

因為所有人提起他，包括外公外婆，都說他是「豬八戒」。我曾經以為父親是豬八戒，豬八戒就是父親。父親的全名，是有一次他發名片給我，我才知道的。國小三或四年級，他又入股了一些吃到飽餐廳或保齡球館，將最新的頭銜印成密密麻麻小抄一樣的名片，喜孜孜地發給我一張。名片印在非常厚實的紙上，我將之捏在掌心，感受到鋒利的邊緣。

學校附近書店陳列著一本《西遊記》，是圖解注音版，儘管內容已再簡化，我也知道豬八戒又好色又膽小，不是好人。後來見面，我努力端詳父親，看不出豬鼻子或是其他豬的痕跡。不過與他見面的次數實在太少，時間也短，也可能在那有限的時空中，豬八戒的法力足以維持住人模人樣，不至於打回原形。

幾年之後父親參加絲路旅行，行前帶點炫耀地打電話來問我想要什麼禮物？我國中時將圖書館僅有的課外讀物──不齊備的幾本金庸──翻來覆去地讀，受《大漠英雄傳》的影響，我說只要沙漠的沙。不久後，父親派人轉交塑膠底片盒，搖起來沙沙作響。

我的時間規劃是從小開始訓練的。最緊急的趕場狀態，通常發生在除夕夜。

父母離婚之後持續很多年，我還是會回奶奶家吃團圓飯。當然外婆這邊也得吃，外公外婆坐上位，舅舅舅媽，未出嫁的阿姨們跟媽媽，表姊弟妹跟我，大家圍成一圈，孩子們輪流說吉祥話。年夜飯大約進行到中途，我就差不多要抓好時間離席。如果我七點多還沒到父親那邊，奶奶或姑姑會一直打電話來要人，當時還是轉盤式電話，放在外婆家客廳的櫥櫃上，正對著神明桌，講電話的人會體驗到何謂炯炯有神的注視。而在除夕夜打來的電話，最是不受歡迎。也許打電話的人沒察覺，但從接起電話的瞬間，妳便順勢接下闖入者的位置。

電話來就是最後通牒了，我得趕緊起身穿外套穿鞋。更小的時候，母親會騎摩托車載我前去，她並不上樓，見我按電鈴進門就先行離開，等著我打電話通知她回來載。再大一點，到了小學高年級，我說可以自己去。這樣母親就不用在除夕夜奔波，她可以繼續在闔家團聚的氣氛裡，彷彿我只是去一趟便利商店。真的不遠，兩個家距離約莫兩百多公尺，只是中途有一個四線道大馬路，砂石車公車都多，乾燥的日子裡大車一過，便是實體版的滾滾紅塵。

一個小學生過大馬路的確會怕，但我已經習慣咬牙不說。回想起來，那是成長階段最困難的過程之一，從一個家移動到另一個家。而不管在哪一個家，妳都覺得自己是外人。年復一年，父親的孩子愈來愈多，奶奶那邊除夕夜的催促也就淡了，不變的是每次從奶奶家返回，我便要被逼問拿了幾個紅包，總數又是多少。偶爾有誰想起，就「嘖」地一聲說：豬八戒就是有錢。上高中後我就不趕場了，我在外婆家吃完年夜飯，隨著大家看除夕特別節目，擲骰子比大小，守歲到天亮。

說實在的，我討厭過年，沒有什麼快樂的記憶。長大之後離家租屋，反倒在意起來，赴年貨大街補充乾糧零嘴，特意尋找春聯或門神畫以裝飾門面。一個人準備過年，年是自己的年，獸也是自己的獸。

除夕沒回奶奶家吃飯的某一年，還在年節期間，父親便叫我去他的工廠領紅包。在其他親戚的推波助瀾下，我還是去了。那天有許多父親的朋友在場，桌上擺滿不知哪來的海量生魚片，父親當眾發放紅包給我，彷彿是我的年終獎金。眾人酒酣耳熱，我剛領了錢，不好意思立刻走，但菸味酒味實在太重，我在工廠四處閒晃，工廠末端有數個長形盆栽，盆中的沙土空隙處歪歪扭扭地插著好幾根菸屁股。

夜晚回到房間，我扭開來自大漠的底片盒，倒出來，裡頭的沙土與盆栽同樣成色，貼近一聞，有揮散不去的菸味。《西遊記》裡的豬八戒最後成功取經了，而我的父親，終究不是豬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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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自《臺北家族，違章女生》

《30世代，美麗不少，哀愁更多--上一次你決心改變，是多久以前了》

寫這篇文章時，天氣回暖而潮濕，標準春夏交際的天氣。我剛播完新聞下來，一邊整理稿子，一邊從臉書訊息上，看到跟我一起從小長大的朋友們有人剛在維也納發表完大提琴獨奏會、有人從蒙古作完固沙志工正回到台灣、有人在紐約拿到了獨立影展的入圍獎項走紅毯、還有人為了圓創業夢在矽谷Rocketspace泡下第二碗泡麵，整夜沒睡--我看泡麵是從台灣帶去的，是我們熟悉的藍色包裝，有我們習慣的廚房味……。

這些，都是我當年一起長大、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一起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場會的朋友。坐在教室的那幾年，其實好像不是太久以前，髮型和衣服明明全部都一個樣，誰都還分不出來誰是誰，究竟從哪個時間點開始，生活有這麼大的分岔？

生活際遇不同，連講的語言都不再一樣，唯一一個把我們牽繫起來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出生於台灣、生長在台灣，永遠把台灣當成家、快要30歲年輕人。我們是那種王建民林書豪的鐵粉，就算我再不懂體育，都要因為他們是台灣之光而支持；或是那一年張懸演唱會台上她拿起巨幅國旗，內心砰砰跳的震耳欲聾感覺，現在都還記得...。

跟上一代年輕人相比，我們足跡走的更遠：19歲第一次在曼徹斯特看到足球賽、22歲生日剛好到了曼谷最潮的夜店、email裡來自波蘭或香港的朋友互相傳的同一個好笑的YouTube連結；我們用Kindle看《從0到1》；在愛奇藝上搜尋The Voice、House of Cards和太陽的後裔；如果有幾分閒錢，腦中浮現的享樂方法，從峇厘島按摩、韓國東大門血拼到紐西蘭高空彈跳都在願望清單。我們說台語、英文和剛剛學來的北京腔，書寫時繁體和簡體有時候混著用，真的寫不出字的時候會用注音想辦法拼出來；我們瘋的周杰倫在R&B裡融合著中國古典樂，第一次去聽的演唱會主角五月天，在英國BBC作了專訪，被譽為華人的披頭四：快要30歲，我們的世代，靈活而不斷游移，快速多變，追求自我的自由。

20幾歲的十年，我們能動力強，不斷在職場上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轉換生活的城市，改換人際相處的姿態，改變專業跑道，改變情人......。在還是20幾歲的時候，這些變動發生的都很自然，因為成本不高，報酬卻很豐厚。只是，忽然在某個不可考的一瞬間，盤據心思的念頭，一下從種種不同的抱負、野心、熱望，轉變成一個又一個，能具體表述出來的憂愁：

「感覺前途沒有方向感，不知道努力會不會有成果，很灰心」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在3-5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產業衰退狀況嚴重，工作很無力」
「事業和感情全部互相衝突，兼顧兩者越來越難」
「政客讓人難以信任，能相信我們的新總統和領導者嗎？」
「財務狀況不穩定，無法結婚」
「不知道要如何擁有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
問這些當年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的朋友，繞了一圈，說來說去，在快要逼近30歲的此時此刻，我們的煩惱有個通同性：都是對於未來的一大團茫然。

全世界的年輕人都這麼茫然嗎？我們深夜酒吧相聚的時候，有這個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我又想到了，剛剛播到的新聞，台灣失業率為4.24%，亞洲四小龍最高，而薪資水準，在扣除物價漲幅之後，回到了民國87年的水準：剛好，那一年，我們國小快畢業，每個人看起來都跟每個人長的一模一樣……。當時的我們，知道接下來我們面對的生活挑戰，會這麼嚴峻嗎？

這跟在新加坡、在北京、甚至曼谷的年輕人好像不太一樣。在北京，你如果抓到一個剛從北大畢業的年輕人，問他未來十年他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至少在回答的那一刻，那個北大學生，百分百相信他會開出一間中國的BAT(百度、阿里、騰訊)來影響全世界。這個夢想，他會直接霸氣的說出來，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好笑或詭異的地方。事實上全世界也都在看，明年中國高校一口氣會有700萬名畢業生，這當中，還能再產出多少個GM、Amazon或是Google?

在新加坡同年紀的朋友，享受相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外，政府對於房產的規畫，也讓年輕人買第一套房的壓力不會那麼大。最新「保障房」的規畫，讓家庭月入在1000坡元（約24000新台幣）左右的上班族，也盡可能可以置業安居。我們聽不太到「因為賺一輩子的錢也買不起房子，所以乾脆留在家」的案例。新加坡年輕人的潮流是，把西裝燙的筆直的上班去，認真工作，也認真玩樂。

台灣呢？

的確，台灣30世代，我們接觸越來越多來自於國外的刺激。所以我們留學、交換、外派，想方設法有更多與國際接軌的經驗。在機場登機門旁邊等待的時間，可能已經跟在家裡客廳的時間差不多了。而你一踏出台灣，就會知道「格局」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台灣因為市場受限，產業規模、預算和彈性都有很大的限制，但在APEC、大中華區、北美市場玩的又是完全另一種邏輯。離開台灣就有大的舞台，這些我們都知道。於是在台灣時，目光總放在地球儀的另外一端，但好不容易到了他鄉，又難為情頻頻想起家鄉的好：我們在變換中感受孤獨和勢單力薄。台灣，逐漸變成一座圍城：裡頭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來 （或也無法再回來 ）。兩邊的人，都不快樂。

矛盾互相傾軋，學校沒有教這是什麼「感覺」、每個聯考機器並沒有被訓練如何應對這種情況，30歲的我們，太多問號，變得敏感而不敢言說。畢竟龐大的茫然與焦慮並不好征服，小確幸就容易掌握多了。小確幸變成最潮的事，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不敢言說，這個代價是，30歲的我們，聲音雜亂但沒有信仰和論述，沒有前後文，也沒有對照組。代價是，屬於台灣年輕世代的個性，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的能動，逐漸顯得輕薄、散漫而失重。而年輕族群一旦遭到攻擊，心理焦躁感越大，八卦漫罵和批評的聲音就越大，惡性循環。當想及，現在30世代的年輕人，心中有著這麼多無法解釋、可能一時之間也無法解釋的矛盾情緒， （ 寶寶憂心，但是寶寶不說。）那接下來台灣面貌，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如果再去比較，在新加坡、曼谷、北京的這一世代的年輕人，跟我們一樣年紀，卻帶著他們的篤定、樂觀、和信心繼續成長，那他們帶領起來的國家與城市，又會和台灣形成多大差距呢...。

文/路怡珍